瑞典首相谈对华关系：冯德莱恩的方法很有道理，去风险而非脱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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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松（Ulf Kristersson）5月30日出席了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并发表讲话。同日，第四届美国-欧盟贸易和技术委员会（TTC）30日至31日在瑞典北极圈附近城市吕勒奥举行。会议期间，美欧经贸部长级官员预计会权衡和协调对华多领域政策，并在人工智能和其他未来技术，及欧盟对特朗普政府时代关税和拜登政府绿色补贴的关切方面进行磋商。

克里斯特松周二在斯德哥尔摩的论坛上发表讲话说道：“今天，我很高兴来到这里，为第27届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揭幕。我相信我第一次参加该论坛是在2008年——感觉像是一个不同的宇宙。但请允许我强调，瑞典为共同主办这个关于中国的跨大西洋讨论的领先平台而感到自豪。我想对德国马歇尔基金的这种出色的伙伴关系表示感谢。”

克里斯特松说：“中国在过去15年的快速和自信的发展，加上其对欧洲国家的影响，使得跨大西洋对话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统一而有力的中国政策和密切合作是瑞典担任欧盟轮值主席国的基石。今天，我想谈谈关于中国的三个关键方面：去风险（de-risking）的需要以及这意味着什么；如何与其他国家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建立我们对中国的方法；以及欧盟需要在这方面成为一个可信的全球行为者。”

瑞典首相克里斯特森资料图片 © 路透社图片

克里斯特松说：“但让我首先对我们现在所处的位置提出一些看法：习近平最近在结束他对莫斯科的访问时说，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从一句话中读出太多东西总是有风险的，但世界确实正面临着多重转型的转变。问题是我们从中得出什么结论。战略平衡正在发生变化，新技术正在出现，商业模式和价值链正在重新设计，但国际法和人权仍然存在。至少，这是我们希望看到的方式（存在）。”

克里斯特松表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是几十年来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最大侵犯。作为回应，欧洲和跨大西洋的决心已经被激发出来。我们的核心信念，即每个国家都有权选择自己的命运和安全安排，将不会改变。中国已经毫无疑问地发生了变化，并且继续以戏剧性的速度变化。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是世界第二大人口大国，拥有世界第二大国防预算。当今，中国是许多技术和研究领域的创新领导者，将自己定位为可以与之抗衡的权力掮客，以及具有竞争力的资源和专业知识提供者。这无疑是令人印象深刻的。”

克里斯特松说，“与中国的挑战之所以独特，是因为这个经济和科技巨人也是一个威权主义的一党制国家。它的外交政策已经变得更加积极和武断。经济一体化和新技术并没有像我们许多人在大约20年前所希望的那样使中国走上更自由的道路。新技术非但没有解放，反而巩固了中国的治理模式。互联网是强大的，中国的防火墙也是如此。而人工智能将是一个强大的工具，无论是在这里，还是在那里。在技术意义上，我们必须认识到，一种不受欢迎的脱钩已经在进行。”

克里斯特松表示，“中国如何面对其经济、地缘政治和人口方面的挑战将决定其未来。但有一点是明确的：中国发展的后果将对本世纪余下的时间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而这对瑞典和欧盟来说非常重要。”

克里斯特松说，“首先：去风险的概念以及它在实践中的意义。正如（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Ursula von der Leyen）所言，我与她就这个问题谈了很多，她正确地指出：去风险并不意味着脱钩，也不意味着脱离接触。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应该是开放的、真诚的和多层面的。中国是全球经济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解决许多全球问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需要与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改善生物多样性、全球健康、裁军和解决冲突方面进行合作。以及其他众多共同关心的问题。”

克里斯特松说，“如果我们不这样做，对我们所有人来说，世界将成为一个更危险的地方。但这必须是一条双行道。我们期望中国能够参与实质性的工作，并兑现其承诺。考虑到这一目标，瑞典建立了国家中国中心，并将继续投资于专业知识，提供关于中国的独立见解。在政治层面的接触对于保持渠道畅通和避免不必要的误解也很重要。我们也希望加深我们社会之间的个人接触。尽管对民主自由有种种限制，但中国社会是丰富和充满活力的，我们应该学会更好地了解它，从会议室到客厅到社交媒体聊天室。”

克里斯特松说，“中国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以来的发展确实令人瞩目。我们不希望阻挠中国的发展。相反，我们希望我们成功的公司也能在中国市场上成长和发展，我们的对话是定期和建设性的。这意味着更广泛的脱钩并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它根本不符合我们的利益。从长远来看，共同的标准、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共享的技术比一个被分割成孤立部分的世界更有利于我们。然而，去风险确实意味着确保我们与中国的交流符合我们的利益、价值观和安全关切。”

克里斯特松说，“我们与志同道合的伙伴一道，支持民主和国际法。我们将继续应对中国的侵犯人权行为，包括在西藏、新疆和香港。瑞典公民桂民海的领事案件也是如此，这仍然是新政府和整个欧盟的优先事项。我们要求立即释放他。而我和我的瑞典同胞们，都与他的女儿安吉拉·桂同在。”

克里斯特松说，“在贸易方面，我们追求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和基于规则的公平竞争。我们欢迎中国以更有建设性的方式参与国际组织。自2001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来，我们学到的一个教训是，我们需要实施工具来解决不公平竞争问题。在实践中，去风险意味着意识到脆弱性，减少可能对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过度依赖。这并不是要对中国实施敌对政策。相反，这只是所有国家，包括中国为维护其国家利益而会做的事情。”

克里斯特松说，“在欧盟层面，我们正在加强我们的能力，以应对经济扭曲和胁迫，并减轻供应链中断的风险。我们将在欧洲严重依赖中国的领域提高我们的能力，例如稀土金属的供应。在国内，瑞典正在实施投资筛选，加强对瑞典公民的保护。但是，在去风险与自由贸易和开放、竞争性经济的原则之间取得适当的平衡，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关键是要培养我们的优势：贸易、开放、好奇心和创新的传统，但同时也要捍卫我们的价值观和利益。任何国家，无论大小都不能再允许自己对这种平衡感到天真。”

克里斯特松说，“我要说的第二点是，我们需要与其他国家密切合作来接近中国。印度-太平洋和跨大西洋地区的安全越来越相互关联。一个最好的例子是中国与俄罗斯基于利益的伙伴关系，这对我们的利益和安全有直接影响。让我强调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中国对俄罗斯战争的支持增加将对欧盟-中国关系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

克里斯特松说，“瑞典和欧盟最重要的安全伙伴是美国。多年来，这一结论一直受到质疑。但自去年2月24日以来，我想说这已经得到证明。跨大西洋的联系是欧洲安全和繁荣的基础。一个更强大的欧盟声音和一个强大的跨大西洋伙伴关系之间并不存在矛盾。相反，正如我们对乌克兰的共同支持和努力所体现的那样。因此，欧盟应共同关注印太地区的安全。我们支持最近美国和中国之间更密切的对话迹象，因为尽管地缘政治的紧张局势将继续存在，但直接对话是管理我们所有人都关注的风险的一种方式。”

克里斯特松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正在重塑地缘政治。权力投射能力会产生后果，主要是对我们在该地区的亲密伙伴。归根结底，我们需要维护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而且不仅仅是在欧洲。至于台湾，让我强调我们对台湾海峡紧张局势升级的关切。它不仅影响到台湾人民和该地区合作伙伴的安全，也影响到欧洲。任何因试图用武力改变台湾海峡现状而导致的危机都将产生非常深远的影响。”

克里斯特松补充说，“欧盟的一个中国政策仍然没有改变。但我们仍然对台湾的民主以及经济发展印象深刻，我们仍然渴望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关系。瑞典将努力加强欧盟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印度等印太地区的伙伴合作。最近在斯德哥尔摩举行的欧盟印太部长级论坛的成功，证明了更广泛的伙伴关系的潜力。”

克里斯特松说，“我要说的第三点也是最后一点是关于欧盟作为全球行为体的可信度。当欧盟在中国问题上的团结受到考验的时候，欧洲需要明确团结在商定的政策周围，同时适应新的情况。正如2021年欧洲理事会（欧盟峰会）的结论所述，团结和决心将加强欧盟与中国关系的有效性和可信度。冯德莱恩提出的方法很有道理：去风险而非脱钩。”

克里斯特松说，“我们对中国的暴露是一个欧盟27国应该能够团结起来的问题。欧盟的可信度和有效性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坚持商定的政策，并履行我们的利益和价值观。那些现在使用‘我们绝不能被迫在中国和美国之间选边站’的流行语的人，是在问自己一个错误的问题。作为欧洲人，我们需要有信心制定我们自己的开放但坚定的方法，但也需要依靠与美国和其他民主国家的强大伙伴关系。显然，这也要求我们自己的社会既要成功又要成为民主的榜样。”

克里斯特松说，“全球的民主国家只需凭借自己的优势，具有竞争力、成功和吸引力。捍卫我们的价值观是极其重要的。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需要在全球范围内的各个领域产生最好的结果。总而言之，我们需要的是欧盟内部的战略团结和我们联盟之外的战略伙伴关系。这可能为欧盟在捍卫我们自己的利益和为普世价值而奋斗所需的可信度创造基础。谢谢大家，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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