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岁，台湾单身女，决定冻卵（组图）

34岁，单身的我，做了个决定：冻卵。

我一直没想好，要不要成为一个妈妈。我对于“成为一个母亲”并没有强烈的排斥或执着，但我也是有一些期待的——我未来的孩子是什么样子的呢？

然而，目前的我在经济和心理上都未准备好。经济上，我还希望在自己的工作上有更大的作为，作为一个写作者，我一直希望自己写出更好的作品，这也意味着我要走更远的路，去认真看看这一整个世界的模样；与此同时，我也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去独自抚养一个小孩。

心理上，虽然我期待有一个孩子，但我觉得自己也仍旧是个成长中的大小孩，我还无法安心对一个生命负责。

不争的事实是，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这让我开始感到焦虑。所以我终于做了决定——我要冻卵。

2019年12月，国内首例单身冻卵案开庭前

冻卵这件事， 最近几年不时出现在新闻头条上。2018年底，30岁的徐枣枣被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拒绝提供冻卵服务。尔后的2019年9月，徐枣枣以“一般人格权纠纷”立案，并于年底第一次将医院告上法庭。一审败诉后，二审在今年5月9号开庭，结果将择期宣判。

彼时的我，也刚满30岁，没有为生育问题感到太多焦虑。而今我34岁了，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自己的处境。

为自己买一份“生育保险”

目前在中国大陆，女性只能在婚后且患有不孕症或恶性肿瘤的情况下才能冻卵。但是另一方面，法律对单身男性冻精却没有明确限制，男性能够以“生殖保险”等目的申请保存精液。

事实上，男性生殖细胞较女性更少受到年龄限制，但女性的卵巢功能每年都在衰退，因此女性比男性有更急迫的保存生殖细胞的需求。

我今年34岁了，住在台湾，台湾对单身女性冻卵没有限制。即便如此，在是否要冻卵这件事上，我仍旧是犹豫了很久。

在医生朋友的推荐下，今年5月15日，我去了一间评价不错的生殖诊所。做完血检和超音波后，我的一切数据都很漂亮，也就是说，我已经可以开始进入冻卵疗程了。我记得第一次检查结束后，温柔的护士对我说：“为自己考虑，这是个很棒的决定。”

5月31日，我第三次去看诊，医生会根据我的荷尔蒙指数决定什么时候打排卵针。中午抽完血，傍晚看报告。从诊所出来的时候，天空下起雨来，我觉得有一点寂寞。

在决定冻卵之前，我和很多不同年龄层的人聊过，其实周围的同龄人基本都是支持的，但绝大多数50岁以上的男性友人都提出了类似的意见：你现在的当务之急，应该是找个好男人嫁了，趁年轻赶紧生一个。

这令我不禁疑惑：是我想多了，还是别人想少了？

“结婚、生子”固然在法律和传统上是“配套的最优解”，但这似乎又与一个女性个体“想成为妈妈”“养育一个生命”没有必然联系。此外，我也还未找到那个可以让我产生“一起生个孩子”这种深厚连接的人。我见过太多为了孩子不得不在一起的夫妻，包括我父母——我知道，他们这一生都不会因对方而感到幸福。

在传统社会，女性常常被当作“生育机器”，但是当代女性，已经逐渐从传统窠臼中走出来，而当代医学的发展，让女性得以进一步在生育问题上获得自主权。

我并不“厌男”，就像女性主义学者上野千鹤子说的：“我从十几岁开始，就对婚姻制度不感兴趣，并不是不喜欢男人。”对我来说，我并不排斥和一个喜欢的人共同养育一个孩子，但如果上述条件没有达成，于是冻卵对我来说，是当下最好的选择。虽然费用昂贵，每年还要缴交保管费，但这相当于我为自己买了一份保险。待在“穷途末路”之际，我还是有机会要一个自己的孩子。

关于女性30岁的门槛

徐枣枣说，让她产生冻卵想法的契机，是在30岁这个人生的十字路口上。

研究生毕业后，徐枣枣在北京工作了4、5年，当时她正处在事业上升期——这让她更自信，也对自己的成长更加认可，她渴望在职场上有更多的投入。

徐枣枣近照

然而，30岁左右的女性也正面临被家人、被社会催婚催生的压力。对徐枣枣来说，一方面，她不想放弃职业，因为还未完成自我实现，另一方面 ，她也不希望被催婚催生的压力裹挟。

“社会创造了（30岁的女性就需要尽快结婚生子）这种想法，但我不希望未来对自己的人生后悔。”

但徐枣枣也不是坚定的不婚不育者。她对媒体表示，“我不知道40岁的我是否会想要孩子，就像20岁的我不知道30岁的我会养身、健身，30岁的我也预期不了40岁的自己。但我知道身体和境遇都会改变，我想延迟这个决定（生育）的时间。”

 “我没办法为以后的自己承诺要不要孩子。但在那么多的不确定之中，我想抓住一个确定的东西（冻卵），把一部分确定性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回到30岁，那时候的我正在为一场感情“奔波”，那时候的我也正面临家庭巨大的催婚催生压力。我放弃手头的工作，从此岸来到至彼岸，追逐着我恋人的脚步。然而相爱容易相处难，恋情也无疾而终。

我还是相信爱情的，也乐于和喜欢的男性在一起。然而，在传统观念中，仍旧是有“男主外、女主内”这样的说法，“女主内”常常意味着家务劳动、生育和养育小孩。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吊诡的是，女性早就在各行各业展露头角，女性所创造的社会价值并不低，但即便工作中的女性，也常常必须为了育儿放弃工作。否则，就需要仰赖家中老人，或有足够的经济能力支付保姆费用。此外，职场对于女性仍旧有“年龄歧视”，生育期的女性会因为“有可能会想生孩子”而遭遇隐形门槛，而生育后的女性想要重回职场，也会面临“后浪”蜂拥而至的严苛挑战。

对我自己而言，我并不想依附男性，或者说我不想依附任何人，所以我必须一刻不停地工作。如果既能完成自我实现，又能遇到喜欢的男性共同养育一个孩子，我会感到很高兴。但如果情势之下我并未遇到这样一个人，我又想拥有一个自己的孩子，那么现在冻卵，未来等我自己有了一定经济能力后，我很乐意自己给自己生一个孩子。

所以回到前面提到的，我的50岁以上男性友人的建议——“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趁年轻赶紧生一个”。与徐枣枣一样，我不想后悔，不想做仓促的决定，也不想失去成为妈妈的机会，但我更想先成为我自己。

“我还想生二胎”

其实不仅是单身女性，已婚、已育、离婚、再婚的女性，也都有冻卵需求。

我的小学同学铃铛今年35岁，她在30岁的时候因为怀孕而结婚，后来因为婚姻不幸福离婚。如今，在母亲的陪伴下，她带着5岁的女儿在上海生活，她自己在上海有工作、也给自己买了房子。

“我孩子很快就要到我们认识的年纪了。”电话那头，我们都大笑起来。

铃铛说，如果按照原本的设想，她希望自己的两个孩子相差3岁。只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先到的不是孩子，而是离婚。

和我这种“一人饱、全家饱”的状态不同，铃铛是“上有老、下有小”，她明显感受到，自己的时间、经济和精力都不够用了。“我父母年纪都大了，我一个人又要工作又要照顾孩子，我觉得一个人是搞不定的，我需要的，是一个靠谱的队友。”

重点来了，是“靠谱的队友”。经历过一次婚姻失败的铃铛，更不想草率进入下一段婚姻。然而，她是喜欢小孩子的，她也希望遇到自己的“队友”时，还有机会和对方生一个宝宝。

当然，即便没有遇到这个“队友”，铃铛也不排除未来去精子库给自己再生个孩子。所以当下她需要的，也是冻卵。“我想给自己留一个后备方案。”

除了考虑到自己，“冻卵”也是给她现在小女儿的“一次机会”。铃铛和我都是一胎化政策下的小孩，所以我们都体会过独自长大的孤独。幸好在成长的过程中，我们都有朋友的陪伴。

然而，随着社会变得越来越“原子化”、人们变得越来越宅，铃铛也会担心女儿未来不一定能交到那么多好朋友，自己也不一定会再次进入婚姻，想到未来自己的女儿有可能会独自留在这个世界上，铃铛便觉得“很难”。

但铃铛也很清楚地知道，血缘也并不代表什么，兄弟姐妹的关系也不一定好，但为人父母，总归都想为自己的孩子“留下任何让日子过得不那么辛苦的机会”。

时代在改变

和徐枣枣类似，铃铛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知道了冻卵技术，也想过要去冻卵。“只是当时的网络环境还不像现在这么畅通，信息没那么发达，社会氛围也不许可。总感觉（提出冻卵）这个事很贸然，不像你现在，发个朋友圈就说要去冻卵。”

事实上，当我发出与冻卵相关的朋友圈时，很多女性朋友都表示在考虑这件事，她们都有一个普遍的特点：高学历、有工作、在大城市独自打拼，有的辞去工作又去国外留学深造，甚至很多人都想“自己给自己生个孩子”。

从徐枣枣2019年提出诉讼至今的4年时间里，她也感受到，冻卵这件事已经被越来越多的人看到、讨论到，她也看到了越来越多女性对此的需要。其实当初开庭时根据门户网站的投票，很多人都是秉持“中立”的态度，后来随着声量的变大，徐枣枣也听到一些多元的声音。

例如，开放单身女性冻卵后，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单亲家庭，孩子的心理、教育等问题要如何解决等等。

“我认为这些讨论是有价值的，是为政策开放所做的准备和民意的收集。除了那些恶意攻击，我觉得理性讨论都是非常有必要的。”徐枣枣说。

2023年5月9日下午，全国首例“单身女性冻卵案”于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二审开庭。来源：南方周末

回到我自己，身在台湾，单身可以冻卵，但现有政策下，只有结婚才能“启动”。也就是说，辅助生殖只能适用于已婚夫妻，单身女性并不能通过辅助生殖怀孕生子。未来我还是要完成“结婚”这件事，才可以有一个孩子，所以“自己给自己生一个孩子”这件事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此外，根据台湾 2022 年的研究数据， 冻卵使用率只有 8%。

不过，对我来说，人生还很长，还有很多梦想、很多挑战、很多有趣的事要去完成、 要去体验。当我决定为自己买一份生育保险，我相信，这会是一笔值得花的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