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面临确诊困境，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人士谈误解和污名（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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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岁的李明心仍然清晰地记得今年4月在正式确诊成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ttention deficit hyperactivity disorder, ADHD）那一刻“如释重负的感觉”。

回想起年初确诊ADHD的那一刻，李明心说自己如释重负。(Supplied: Vivian Li)

“很开心、很欢乐，”她回忆自己当时的心情。

“走出医院那一刻，我当时就拍了一张照给了我最要好的两个闺蜜，跟她们讲我今天确诊了，她们也说恭喜。”

“[我]一下就放下了以前的很多压力和包袱……就觉得：有救了。”

从童年起，李女士就发现自己和别人不一样，这些差异常常让她感到无所适从。

“我不太好理解老师上课讲的话，需要通过巨量抄书去理解，”李女士告诉ABC中文。

“被责怪误解过，老师觉得为什么你不跟其他人一样在同样的时间做一样的事情……我也没有办法解释。”

“[但]小时候学习OK，家长也满意、老师也满意，他们不会觉得我是一个有问题的小孩。”

“每一天你都在跟自己斗争的情绪里。”

根据中华医学会精神医学分会发布数据，在超过4000万中国人有ADHD，但前往医疗机构寻求帮助的只有一成。

在中国，还有许多人经历过和李女士类似的挣扎。但由于社会对精神健康的认知有限，他们直到成年后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经历并不是源自所谓的“缺点”，而是ADHD的症状。

在中文社交论坛“豆瓣”上，超过一万成员聚集在一个名叫“ADHD/ADD患者”的讨论群组中，一些群组成员互相分享着自己对抗走神的妙招，另一些人则在帖子中寻找和自己症状类似的人，希望能够互相支持。

陈国龄从事ADHD研究和治疗已经15年。(Supplied: Phyllis Chan)

香港注册精神科医师陈国龄（Phyllis Chan）曾是香港玛丽医院儿童及青少年精神科及心理治疗部主管，目前为蒙纳士大学心理医学系研究员，多年来致力于对ADHD的公众教育和消除歧视倡导。

她表示，像李女士这样成年后确诊的案例在中国ADHD人群中并不少见。

“我们不会突然诊断成年人患有ADHD，”她说。

“他们在成年后突然出现症状，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一定会有一些征兆。”

但陈国龄医生表示，如果患有ADHD儿童和青少年学习成绩很好、社交能力很强或者父母的教育方式很好，他们的症状常常会被老师和家长忽略。

与此同时，中国主流学校教育对学生的要求，比如长时间端坐和大量背诵等，也会加重ADHD症状对儿童心理健康的损害。

“如果教育系统要求很严苛或很无聊，就很容易让ADHD症状更严重或明显，”她说。

“跟自己斗争”

由于社会认知不足，一些青少年即便表现出了症状也很难得到专业检查。(Reuters: Iris Zhao)

根据澳大利亚政府成立的健康咨询服务机构澳大利亚健康指南（Healthdirect Australia）发布的就诊建议显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是一种始于幼儿期的发展障碍。

ADHD人士的症状各不相同，一些人会表现出三分钟热度、容易分心或幻想等注意力不集中症状（Inattentive symptoms）；另一些则会出现焦躁、容易打断别人说话、觉得无聊难耐等多动冲动型症状（hyperactive-impulsive symptoms）；还有一些人会同时出现以上两类症状（combined symptoms）。

但在中国，人们对这些症状的认知还十分有限。

澳大利亚注册心理学家桑迪·陈（Santy Chen）曾在上海工作近五年，她工作的一个重要领域是为来自华人家庭的儿童和青少年提供ADHD心理诊断和治疗。

桑迪·陈目前是澳大利亚News Minda Psychology诊所的注册心理学家。(Supplied: Santy Chen)

她表示，对中国ADHD人士而言，想获得恰当诊断“难上加难”。

在中国，ADHD通常被人们称为“多动症”，陈女士表示，这一不准确的翻译导致了人们对症状认知的偏差。

“在中文里‘多动症’这个词如果翻译成英文就是‘很多动作’，”她说。

“这就意味着当人们想到ADHD时，他们会认为一个人会非常多动、非常冲动，有很多动作......他们并没有考虑到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

“这会导致越来越多的注意力不集中的类型被误诊，而注意力不集中的类型中最常见的是女性。”

此外，陈女士认为，中国精神卫生系统的运营方式也会加剧漏诊。

“很多时候人们会去公立医院，大多数本地临床医生、医生和精神科医生都不会真正花时间去研究，只会非常快速地做15分钟的诊断，然后进行药物治疗，”陈女士说。

“一旦你有了一次糟糕的经历，你就不会再想回去寻求其他帮助了。”

今年25岁的杨恩博今年5月在重庆市的一所公立医院确诊了ADHD，医院并未向他提供心理咨询治疗，但他表示，获得专业诊断和药物治疗已经改变了他的生活。

“你知道了自己身上所谓的‘缺点’、‘短板’，来源于什么，并且它们某种程度上是可以干预的，”他说。

杨恩博说，由于他的症状主要体现在注意力和情绪层面，父母和老师都没发现他有ADHD。(Supplied: Yang Enbo)

杨先生注意力不集中症状从童年时明显出现，导致了焦虑和抑郁。

然而，由于这些症状不符合父母和老师对ADHD的刻板印象，他成年前从未获得过任何专业帮助。

“大家对ADHD一些其他面向的症状都不是很了解......比如内在注意力或者情绪问题，而不是表现在肢体上，”他说。

“ADHD的社会教育不是特别够，尤其家长一代，更不知道它的普遍性以及严重性。”

误解与羞耻

许多成年ADHD人士的都在和父母的沟通上遇到了障碍。(Reuters: Tyrone Siu)

在1980年代前，中国社会对于心理健康问题的了解很少。

改革开放政策施行后，中国对ADHD的研究和了解开始逐渐增加，中国大城市的年轻人也开始对精神健康投以更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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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围绕心理健康议题的误解和污名始终存在，让患有ADHD的人群感到困扰。

同时，许多家长和教师也仍然错误地将ADHD症状认定为懒惰、顽皮或缺乏管教的表现。

尽管确诊ADHD已经数月，李女士的父母仍然不愿面对这一事实，甚至会因此感到自责。

“刚开始我跟我妈讲的时候，她的反应是：我怎么能生了一个ADHD的小孩儿呢？”她说。

“在很多家长和上一代人眼里，这是一种病。”

杨先生也面临着与父母沟通的类似难题。

作为确诊流程的一部分，精神科医生常常需要在确诊前向就诊者的父母确认其童年时期的行为表现，因此杨先生的父母也填写了量表。

“你会感受到他们会避重就轻地回答，”他回忆道。

“他们会下意识弱化这个病给我们带来的负面影响。”

杨先生表示，他认为父母内心仍然对自己的情况感到“羞耻”，他能感到父母仍然希望他没有ADHD。

工作场合应给予更多支持和包容

专家认为，建立具有包容度的“神经多元性”环境和提供恰当的支持对ADHD人士的精神健康十分重要。(Reuters: Aly Song)

陈国龄医师表示，ADHD介入的“黄金阶段”是小学低年级，因为孩子症状越早缓解，就越容易建立健康的自信心和积极的态度。

“他们可以有更好的自我肯定，更好地学习与同龄人的社会融合，也可以有更好的亲子关系，”她说。

而成年ADHD人士则可能在工作、人际交往和亲密关系中遇到困难。

陈国龄医生认为，建立具有“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环境尤为重要。

“神经多样性”理念由澳大利亚社会学家朱迪·辛格（Judy Singer）提出，该理念认为人们认知和体验世界的方式都是不同的，没有所谓“正确”的思维、学习和行为方式。

在这样的环境里，差异不会被被视为缺陷，因此人们的潜力可以得到充分开发，工作会更高效，也更容易成功。

陈国龄医师说，在职场中，机构和公司需要做出工作方式上的相应调整。

“有时会开得短一些，或者中间休息一下，可以帮助他们保持注意力，”她表示。

“定期的提醒也可以帮助他们避免拖延。”

与此同时，她也强调，对成年ADHD人群而言，包括职业、社会交往和亲密关系在内的多样化综合治疗和支持也至关重要。

“有时[治疗和支持]必须以小组形式进行，但有时我们也必须采取一对一的形式，因为不同的成年人有不同的需求，”她说。

但她表示，由于中国社会对ADHD了解程度和相关资源仍然有限，要在中国实现这样的愿景并不容易。

“如果没有经过培训，他们很难做到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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