谷歌中国工程师杀妻案：悲剧发生之前（组图）

难以置信，是许多当事人朋友对这场悲剧的感受，他们无法将这起残酷案件与他们所认识的当事人联系起来。在社交媒体以及与其他朋友的相处中，两人总是呈现令人艳羡的亲密与平和，但也许正是这种美好的表象掩盖了那些可能的危险信号。一些离他们更近的人察觉到了端倪，包括陈立人在工作上的压力，但没能阻止情况的突变。

实习记者｜覃思

命案

肖云没有想到再次看见大学时熟悉的名字，是以这个方式。

2024年1月19日，周五晚上，肖云打开社交媒体，一个美国湾区中国籍男子杀妻案件的帖子跳出来，看到遇害当事女生的照片，肖云停顿了一下，“这不是我同学吗？”

倍感震惊的肖云开始在网上到处翻查资料。她对两位当事人的基本信息都很熟悉，于是判断出，好几个账号转载的版本都是失实的。比如有帖子提到当事人三十多岁、斯坦福毕业，“这些我一看就知道不对”。

一些美国媒体将发生在洛斯阿图（Los Altos）的另一起夫妻命案与这起案件混淆，也导致了消息传播的混乱。最后，是在周六上午，肖云才找到美国《旧金山标准（The San Francisco Standard）》上关于事件的准确叙述。

陈立人与于璇

警方的公开报告显示，当地时间2024年1月16日上午，警方接到报警。报警人称自己正在朋友陈立人家的后窗，看到陈立人跪在地上一动不动，双手悬在空中，眼神空洞，也不回应自己，处于一种麻木状态。警方很快到达，并在窗口看到，陈立人的夹克和袜子上有血迹。

上午10:55分，警察进入屋内，将陈立人控制。而陈立人身后的卧室里，一个女性躺在地板上，头部有严重钝器伤，房子的地上、墙上、卧室门后还有大量血迹。这名女性是陈立人的妻子于璇（化名），当时已经死亡。

而陈立人的右手则肿得发紫，衣服、腿、胳膊和手上都有血，左前臂也有浅表抓痕，走廊里的一双拖鞋也有明显的血迹。被问及手部受伤的原因时，陈立人承认，自己前一天“用拳打了妻子”（punched his wife），现场并没有发现造成钝器伤害的明显武器。警方推测，陈立人穿着拖鞋站或蹲在妻子旁边，用手反复击打了她的头部。

清华同窗

几位与陈立人、于璇有过交集的朋友，在接受本刊采访时，都表示难以置信，这些朋友的印象中，陈立人、于璇夫妇都性格平和。陈立人向于璇求婚的照片是22年底拍的，至今仍在于璇的朋友圈置顶位置，而陈立人的朋友圈背景，则是两人的婚纱照。

陈立人和于璇是2014级清华电子工程系的同学。于璇是吉林白城人，2011考入松原市最好的高中松原市实验高级中学，当地人习惯称旧名“三中”。同校的师兄记得，在校时就听过这个“学霸”学妹的名字。“每年学校会通过‘择优生’通道，到各个地方初中去招成绩突出的尖子生，于璇中考成绩是她那个市的前几名，是这样招进来的。”

作为一个小城市里的重点高中，三中每年只有两三名学生能考上清华北大。于璇是当年松原市的理科状元。高考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她告诉记者，自己“对电子信息类的专业很感兴趣”。实际上，于璇报考的清华电子工程系正因互联网行业的兴起，成为热门专业，当年招收的本科生有两百多人，都是各省排名非常靠前的考生。

肖云就是当时于璇的同系同学。肖云记得，大一开学，第一次见到于璇，印象是“非常文静，你夸她，她就含蓄地笑一下。”后来四年里，于璇给肖云的印象也是文静，“非社交型”，兴趣是美术设计，一直在各种学生组织里做海报，做美工。

一位当时电子系的男生徐威记得，系里的男女比例是5:1，因此系里的女生很受关注，而于璇斯文内敛，样貌清秀，是大家心里的“高冷女神”。肖云印象中，于璇身高约一米六八，体重90来斤，“非常瘦、苗条”。

肖云在大二时就转了专业，原因是电子系竞争压力太大，收的学生“大部分高考分都很高，或者竞赛成绩很好”，课程难度也很大，“普通清华工科学到微积分B，但是电子系就学到微积分A”。这让成绩在中上游徘徊的肖云感觉，中学时代拥有再多光环，到了电子系，也得学会“认命”，否则会“痛苦和不甘”。

于璇在电子系的成绩同样处于中等偏上，但肖云感觉，于璇的心态“好很多”，“我们一起聊这个大神，那个大神，然后表示望尘莫及，她的心态是很平和的。”肖云印象中，于璇很务实，能把生活和学习平衡得不错，“除了每天学习，把成绩维持在一个中上水平，足够出国读书，她还看看电视剧，谈谈恋爱，做些美工活动。”

据多位同学反馈，本科期间的于璇和陈立人交集很少，两人都各自有稳定的恋爱关系。于璇的男朋友是一位同系同学，而陈立人当时的女友则是从高中到清华的同学。

陈立人来自四川成都，出生于一个公务员家庭。他的中学朋友吴浩告诉本刊，陈立人初中就成绩出众，发表过国旗下讲话，两人在物理课外拔尖班上相遇，中考后一起升入实力强劲的成都七中。高中时期，原本身材瘦小的陈立人开始拔个，长到了一米九，外形上变得突出。吴浩的印象中，陈立人自信、活泼、外向。两人曾一起到美国参加过为期一月的夏令营，陈立人很擅长抖包袱，活跃气氛，“当其他学生还一头雾水时，他已经自告奋勇，开始给大家当英语翻译了。”陈立人不仅成绩优秀，还会打排球，也是学校社团“科协”的主力，吴浩觉得他“很受女孩子欢迎”。

陈立人毕业照

2014年，陈立人考入清华，是当年成都七中50多名考入清华北大的学生之一。清华时期的他似乎不再像中学时引人注目，在大家的描述中，他给人留下的印象主要是“高大”。他毕业时的绩点是3.7，属于中上水平，也加入了系里的排球队，位置是替补副攻，比赛时上场的机会不多。排球队队友周凯记得，本科时的陈立人，话不多。

陈立人的最后一条朋友圈也和排球有关。2023年8月30日，他和8个伙伴在室内排球场合影，面带微笑，配文是“每周有球打太开心了，梦回东操，恍如隔世”。

留学的情侣

本科时交集不多的陈立人和于璇，是在美国读硕士时才走到一起。2018年，陈立人和于璇从清华毕业后，于9月入学了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的计算机硕士项目。郭旭凡毕业于清华计算机系，比两人高一年级，也在这个硕士项目里学习。郭旭凡说，这个项目学费便宜，学制灵活，可以自行决定毕业时间，并且靠近互联网公司，是很多清华学生进入硅谷的跳板。

郭旭凡记得，他2018年10月第一次见到陈立人时，陈立人和于璇已经在一起了。陈立人读硕士时就有一辆SUV，因为当地建筑分散，郭旭凡经常“蹭”陈立人的车，和他一起出门吃饭、去超市买东西，因此很快熟了起来，他记得这对情侣“总是同时出现”，“形影不离”。

郭旭凡还记得，当多数学生还是住宿舍的时候，陈立人已经租了一间“体面”的公寓，很干净，带客厅，自己曾去做客。郭旭凡接触的于璇，“话非常非常少”。相比之下，陈立人话稍微多一点，算是“一个正常工科男”水平。郭旭凡自己跟陈立人的沟通则简短而直白，基本都是事务性的，比如“老郭，你要去海钓吗？”“不，海钓太硬核了。”“等老郭会了钓鱼来带我。”

《归去来》剧照

至于陈立人和于璇的关系，郭旭凡说，他只觉得两人相处时一团和气，“相敬如宾”，判断不出关系的好坏。2019年3月郭旭凡从该硕士项目毕业进入谷歌，陈立人在3个月后毕业，请郭旭凡帮忙内推，也进入了谷歌。

美国职场平台领英显示，陈立人所在的部门是谷歌自2019年开始重点扶持的新产品YouTube Shorts。郭旭凡说，这个部门当时为了与风头正盛的Tik Tok竞争，“从谷歌内部各个地方挖了不少人”，是一个资源和压力都集中的地方。

因为工作，陈立人从圣地亚哥搬到了往北800公里的圣马特奥（San Mateo），进入硅谷，和一位男性友人合租了一间公寓。那时于璇还没有毕业，两人开始了异地恋。

郭旭凡不记得老陈吐露过什么烦恼，但2020年，在一个“程序员的薪资在各行业中算很高的了，可为何还担忧不满呢？”的问题下，初入职场的陈立人点赞过一条回答，“因为程序员喜欢拿自己跟其他程序员比较，总能找到‘本该跟自己差不多但实际上混得比自己好很多的人’”。

2020年2月，于璇硕士毕业，先进入亚马逊的圣地亚哥办公室工作，随后于2021年6月加入谷歌云计算部门。2022年底，她在朋友圈分享了陈立人的求婚。2023年4月，陈立人和于璇买房。根据美国房产平台上的信息，2023年4月，这套房子以205万美元的价格成交，为于璇、陈立人共同所有。

直到命案发生前，郭旭凡都认为，学弟学妹的生活令人羡慕：两人撑过了异地恋，结婚，买房，在男女比例失调的湾区，早早稳定下来，组建了一个“双码农”家庭。

硅谷的工作与生活

陈立人夫妇买下的这座独栋别墅位于圣克拉拉山谷道，建于1960年，建筑面积168平方米，四卧两卫，带阁楼、小院和车库。这座房子距离陈立人工作的圣马特奥车程40分钟，途中会经过于璇办公的地点森尼韦尔（Sunnyvale）。

30多岁的华人刘芮算是这对年轻夫妇的邻居，她和丈夫同在湾区工作，于2021年买下了一栋独栋别墅，与陈立人和于璇家只隔着一所小学，“走路1分多钟就到了”。

“这个社区并不是传统意义上华人喜欢的‘学区房’。”刘芮说，但近几年湾区学区房价格猛涨，很多华人开始寻找性价比更高的住宅区，这个社区就是其中之一。因为附近没有中学，这里的华人通常没有小孩，或者孩子年龄尚小，“等孩子大了再换一套”。

虽然是“入门级”独栋别墅，但刘芮说，工作才三年的小夫妻购入这样的房子比较少见，大多年轻人会购买更便宜的新建联排别墅。陈立人和于璇的房子，刘芮估计“首付51万左右，每月房贷大概9千美元”。而据谷歌员工透露，陈立人和于璇的税前工资，一年分别至少在25万美元左右，扣掉税费和保险还剩下15万美元，完全足够负担生活开支。

网传夫妻二人的房子

但根据刘芮的观察，社区里的邻居之间关系松散。华人居民大都是陈立人和于璇这样的年轻互联网从业者，本地白人夫妇则大都从事传统行业，年纪在四五十岁，“因为大家背景太不一样了，除了见面打个招呼，平时没有什么交流”。与此同时，当地华人还没有形成一个自己的社群，大家平时以车代步，甚至很少会在线下偶遇闲聊。因此，刘芮至今对搬进社区大半年的陈立人和于璇印象不深。大多数朋友都是通过共同兴趣认识。于璇和陈立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过许多登山滑雪的照片。刘芮夫妇也喜欢户外运动，一起相约滑雪、冲浪的伙伴，往往也是几对夫妇、情侣结伴。

陈立人夫妇的隔壁邻居鲍威尔曾向《每日邮报》表示，陈立人夫妇给人的印象是“安静、友好”，除了刚搬进来时曾送过小饼干，其余时候几乎和他们一家没有交流，和社区其他邻居也没有互动。在她儿子的印象中，陈立人夫妇总是“闭门不出”。

疫情对工作模式的影响，也增加了夫妻相处的时间。2020年开始，湾区大厂普遍采取混合办公模式，让家变成了办公地点。有谷歌员工告诉本刊，新冠疫情期间，谷歌让员工居家办公为主。2023年初开始，谷歌实行三天办公制，员工每周有三天回公司上班，其余时间居家办公。

刘芮和丈夫都是大学时期出国的华人，她则感叹，在美国的华人，家庭成员之间情感的好与坏，浓度都更高。“他们有时候开玩笑说，在国外的夫妻，要么非常爱彼此，另外一种极端就是非常恨对方。”因为“在国内，有很多其他朋友、强社交关系，在美国只有彼此。”

事实上，这种伴侣间的强绑定，不光体现在情感上，还体现在“身份”上。理工科留学生在美国通常有三年的工作期限，这期间，如果抽签抽到H1B，则可以继续留在美国工作，如果没抽到签，则会失去工作，或者要暂时转岗到其他国家的办公室，一年后再调回。但一个人即使抽到了H1B，期间出现失业，也必须在60天内找到下家，否则会失去合法身份。在没抽到H1B或失业超期的情况下，如果还想留在美国，要么通过配偶签，要么上学或办公司。

在事发前，美国科技企业的“裁员潮”已经越来越严峻，以稳定著称的谷歌也没能幸免。2023年1月，谷歌CEO宣布裁掉1.2万名员工。2024年谷歌又进行了多轮裁员，包括1 月12日裁掉1000多人，1月17日宣布YouTube裁员至少100人。《纽约时报》报道称，这轮YouTube裁员与过去一年广告收入低迷，以及对手TikTok的强势表现有关。

陈立人和于璇在事发前均未被裁，但一位谷歌工程师表示，裁员、行业下行的压力已经传导到了工作环境中，内部机会大幅减少，其他大公司也没有岗位放出，如果在现有岗位上不顺利，难以找到更好的去处。

异常

据一名知情人的讲述，案发的至少三天前，也就是1月12日左右，陈立人曾向一名朋友提起，自己在工作中出现失误，造成了很大的损失，面临被追责，压力突然特别大。这位朋友感觉陈立人精神状态异常，约他1月16日上午去看精神科医生。

1月15日，陈立人夫妇与华人朋友在家共进晚餐，这位朋友也注意到陈立人不太对劲，有接近他的知情人向本刊转述，陈立人晚餐时“异常安静，眼神空洞茫然”。《每日邮报》得到的警方文件中也有一致的描述。

1月16日早上，陈立人的多位华人朋友在当地的紧急救护中心等待，打算陪同陈立人看诊，但迟迟没有等到他，打电话也不回复，于是驱车前往他家，结果看到了文章开头，陈立人跪立家中的那一幕。警方强制进门后，陈立人承认自己在前一天晚上，也就是晚餐后不久便打死了妻子。

《玻璃芦苇》剧照

案发10天后的1月26日，当地时间下午1:35左右，圣克拉拉地区法院有很多华人在等待陈立人的传讯。不过当天陈立人并没有出现，这已经是他第四次缺席传讯。此前1月24日的传讯上，负责此案的检察官迈克尔•盖德伯格（Michael Gadeberg）告诉法官，陈立人在周末曾从医院转入监狱，但随后再次回到医院。而陈立人的代理律师表示，尚不清楚他的具体健康状况。由于被告必须亲身出席，法官将传讯推迟到了2月5日。

盖德伯格告诉本刊，简短的几分钟传讯，只是用于宣布诉状和协商保释权利，不会涉及对案件的深入讨论。他将主张不准保释，因为此案情节严重，且疑犯具备离开美国的经济条件和人脉关系。

“在进入庭审阶段前，初步调查就将持续一年左右。同类谋杀案从指控到判决，一般需要3到5年，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谋杀罪适用的刑期，盖德伯格表示，由于圣克拉拉地区已明令冻结死刑，陈立人面临的最高刑期是终身监禁。”

当地时间1月26日，该案检察官在法庭外接受记者采访。视频截图

案发后第三天，邻居刘芮散步经过，特意停下来望了一眼，看到门上还留着圣诞的花环，屋檐下挂着彩灯，门口有两个快递包裹，还有两个崭新的马桶。这个场景让刘芮想起，自己刚搬进这个社区时，也在忙着给老房子换马桶。她甚至有点恍惚，觉得这个家庭的日常生活尚未中断。

事后回想，刘芮说，当地社区的房子都建于上世纪60年代，是木质结构，墙体没有隔热层，隔音效果不算特别好，但因为隔着小院，听不见邻居在屋内的日常响动，只听见过对方的火警。她推测，也许是事发当天并无太大的响动，或者当时正处于长周末，很多家庭外出旅行，没能阻止悲剧发生。

她感觉特别难过，“他们的背景、生活环境、兴趣爱好，就像湾区百分之八九十的华人一样。我们太像了。”

（除了迈克尔·盖德伯格，受害者和其余受访者均为化名。感谢记者夏杰艺为本文提供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