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中产阶级破防第一步：孩子念国际学校（图）

网络上，很多人调侃式地总结出“中产返贫三件套”——老婆不上班、房贷上千万、孩子读国际。然而，中产家长们似乎并不会计算所谓的“投资”和“收益”。努力了半生的家长们，愿望是继续努力，给孩子一个“松弛自洽”的人生。

一、托举

今年年初，33岁的莫莫很焦虑。莫莫和丈夫生活在深圳，两个人都在互联网大厂工作，在深圳有一套房产。莫莫的儿子今年要上幼儿园了，她正在纠结，是要让儿子从幼儿园起就上国际学校，还是等到中学阶段再转国际路线。

假设从幼儿园开始走国际路线，莫莫规划了四种不同的方案：第一种是高中以前都在国内的国际学校；第二种是九年级之后转到美国的公立学校，莫莫去陪读，丈夫在国内赚钱；第三种是一家三口都去美国，不工作，吃老本；最后一种是一家三口去美国，然后丈夫开出租车赚钱。

按照不同的方式，莫莫详细地计算了孩子的所有花费，发现自己在35岁后、丈夫在40岁后的收入将会递减，特定情况下可能要卖掉房子填补空缺。在多方计算下，莫莫最终决定，读国际学校，从幼儿园就开始读。

“真是有了孩子才知道，其实自己不想要孩子。”莫莫开玩笑说。

莫莫和丈夫都毕业于国内的“211”大学。高中时，家里托关系送莫莫去美国上学，并帮她办理了美国国籍。自己有了孩子后，莫莫也开始思考国外教育体系对于孩子的影响。莫莫小时候生活在河南，大部分的时间都成长于公立学校教育体系下，相比之下，海外的教育模式对她的冲击很强烈。“更尊重每个孩子的个性，鼓励孩子独立思考，”莫莫形容道，“可能是因为我自己太过焦虑了，所以我希望孩子能成为一个自在、放松、舒服的人。”因此，在怀孕阶段，莫莫就早早帮孩子规划了拿外籍身份、尽早读国际学校的路线。

同样生活在深圳的雪梨，也是从幼儿园阶段开始就把孩子送进了国际学校。2008年在香港拿到硕士毕业证后，雪梨进入了香港四大会计师事务所，后来在香港一家上市公司工作，丈夫则在深圳一家互联网大厂做产品经理。孩子今年5岁，是香港户籍，雪梨坚持让孩子从幼儿园开始上国际学校。

起初丈夫不太理解：“公立学校就在家门口，别人能上，咱为什么不能上？”但雪梨很坚决，她认为自己是典型的“做题家”，从小从县城一路考到广州，再到香港，初中、高中一直都是班上的前五名。但在香港“四大”工作以后，她发现其实在职场上所需要的能力，比如沟通、与人合作、公开演讲，这些都是上学时没有培训过的。

雪梨感觉这是“小镇做题家”的共同点：对自己要求高，但不太有和别人合作的能力，心里老是提防着别人是不是要超过自己了；除了学习，也没什么兴趣爱好。

“我希望自己的小朋友受到的教育，是可以直接辅助他的人生的。在我有能力的时候，我愿意把自己收入中的一大部分放在他身上，只希望他变成一个人格完整、有趣的人。”雪梨说。

“努力、焦虑”是这些中产家长对自己人生相似的评价，这种努力的情绪一直延续到对待下一代的方式上，他们似乎在用力做一次“托举”。在他们的预期里，这样做不仅仅是想让孩子站得更高，还想让他们看得更远。

二、“中产返贫三件套”，我们家全占了

相较于上公立学校，孩子走国际学校的路线需要一笔不小的费用。除了每年二三十万元的学费，还有一些额外支出，比如课外兴趣班、学校的游玩活动等等。

但也有人觉得，国际学校并不绝对意味着“烧钱”，不同的国际学校，其气氛也相差很多。雪梨给孩子换过三家国际学校。第一家学校有很多“暴发户”，班里组织活动要住五星级酒店、开高级party，互相送的礼物要上千块钱，小朋友中很多都穿着博柏利。

后来雪梨把孩子转到了一家更“西化”的学校，又是另一种样貌。外国家长们会在二手群里转让校服，孩子们大多也很朴素。孩子之后又转到一家公立背景的学校，学生大多来自更有背景的家庭，雪梨感觉他们普遍“低调、高冷”。

雪梨觉得，现在孩子还小，不太会攀比，但未来的确有可能因为看到家庭条件更好的同学而产生心理落差。“所以我就想，我得努力挣钱，等他有这个意识的时候，妈妈至少不要拖他的后腿。我觉得这对小朋友的自尊心是个考验，但也能借助这个机会，让他有奋斗的意识。”

孩子的学费并不是唯一的大额支出。雪梨的家庭在深圳、香港各有一套房产，每个月的房贷要5万多元。作为家里经济来源的主力，雪梨最近刚刚辞职，打算自主创业。虽然目前状况依然稳定，但她开玩笑说：“网上流行的‘中产返贫三件套’，我们家全占了。”

莫莫觉得，虽然决定上国际学校，但自己并不会让孩子学高尔夫、马术，或者参加费用高昂的游学活动。她是打算让孩子上兴趣班，但未必要选择那么“高阶”的。莫莫的一位朋友也选择让孩子在深圳的一所国际学校读书。朋友很重视孩子的成绩，并告诉孩子：如果今年考不到某个分数，第二年就会把他送到公立学校。

莫莫希望孩子能更重视学术和性格的培养。虽然按照她的四种计算方式算下来，费用都能承担，但她依然焦虑于自己和丈夫需要长久地处于一种“不敢辞职”的状态。

“我也很向往一个月赚五千块钱，躺在大理过吃香喝辣的、放松的生活。但我现在还是需要留在大厂里，每天加班，‘卷’一些无意义的东西。你看公司最近几年裁员率很高，大家都在‘表演’，我也很焦虑。如果我们选择让孩子上公立学校，我觉得我现在就可以离职，让老公养着就行了。”

随之而来的一些“消费降级”是无意识的。以前莫莫会买奢侈品包，现在一点也不想买了。雪梨也觉得自己的物欲变低了，好像没有什么是必须用昂贵的价格买的。

家住北京的红小豆是一位二胎妈妈，大儿子在国际学校读四年级。红小豆和丈夫都毕业于清华大学，如今一个在金融行业，一个做互联网创业。作为传统教育体系的优胜者，他们的目标很明确——远离体制，给孩子一个快乐的童年。

但红小豆依然会忍不住“鸡娃”，希望孩子能重视学术，给他制订学校之外的学习计划，也希望男孩子能学一个体育项目，尽管儿子目前还不太擅长。即便没有像一些家长一样送孩子去学花滑、去国外比赛，但教育支出还是会占据他们日常支出的一半以上。今年，儿子的学费又上涨了15%。

丈夫不久前从公司离职了，收入变得没有过去那么稳定。他给儿子讲家里的情况：“咱们家的经济状况，就好比我们家有一个水池，一个管子进水，一个管子出水。以前进水的管子的水量稳定持续，现在变得小了而且断断续续，所以我们需要开始控制出水量，避免水池一不小心流空了。”红小豆觉得儿子听懂了，他在外面要买东西的次数好像真的变少了。

“也不是为了给他压力，让他感觉‘你看我们花这么多钱供你，你得好好读书’。我很担心孩子会有负罪感，就好像花家里的钱是对不起家里。我只是觉得，他也该懂点事儿，希望能借此培养他的‘财商’。”红小豆说。

三、中产妈妈的愿望

在采访中，每一位妈妈都能就她们的教育理念侃侃而谈。

“我希望他未来不管是做白领、金领还是蓝领，首先都是一个能够自洽的人。能认可自己的价值，有一个很好的生活情调。他开心是最重要的。我有很多金融圈的朋友，大家赚很多钱，但是不开心的程度很高。你的工作压力很大，你面对的问题都是更难的。”雪梨说。

“我希望孩子是独立、自信、快乐的，希望他有作为一个人的特质。即便不能像我们一样考上清华、北大，但依然是一个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内心丰富自洽的人。”红小豆说。

“我其实没有太大的目标，他不一定非要在国外，但我希望他可以自由地选择一个他想待的地方，成为一个自洽自足的人。我是一个非常焦虑的人，我不想让孩子以后也很‘卷’、很痛苦。”莫莫说。

“开心”“自洽”“松弛”似乎是她们共同的期待，但这种期待的反面是对自己的更高要求，比如待在大厂中持续努力，或在变化的经济环境中寻找新的出路。“我们会先努力，目标是尽可能地让孩子有个保底，不要让他阶层滑落得很惨，至少让他未来有个房子住，生活可以维持，不至于说把我们之前一步步靠自己努力得到的又都失去了。至于他能走多高，那就看他自己了。”红小豆说。

生活在江苏的一泓是一位体制内工作者。从怀孕起，她就自己联系并实施了赴美生子的计划，并规划了孩子未来的国际学校路线。在她看来，自己所在的二线城市无论是眼界还是实际的就业情况都不是很理想，“走国际路线，也许未来能有更多的机会吧”。

而她感觉，中产往往是没有什么抗风险能力的。他们的资源很难传承给孩子，社会变动的时候，孩子更需要的是平台和机会。“现在有500万元能做什么事情呢？你能看到更大的世界，却无力参与，才是最难过的。”一泓说。

雪梨有时候也会思考自己到底应不应该执着地让孩子读国际学校，但她很快说服了自己：“以前会觉得自己有‘身份压力’。但现在，我可以勇于告诉别人，我就是一个很普通的中产，但是我也要上这个学校，我不怕别人知道我们不是一个圈子的，不要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是有经济差距，但我也愿意投资，因为这是我的教育理念。”

而在每一个家庭中，更多地为孩子感到焦虑的似乎总是妈妈。“能把上班和育儿兼顾的妈妈都是超人。”雪梨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