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孤独》作者去世10年，儿子们出版了他生前“想销毁的作品”（组图）

“那天早上的稍晚时分，一只死鸟出现在家中。几年前我们封住了一个露台，建造了一间面对花园的客厅兼餐厅。客餐厅的四面是落地玻璃，所以我们推测那只鸟不小心飞进来，迷失了方向，一头撞上玻璃，最后掉到沙发上死去了，正好就是父亲平时坐的地方。”那天，是2014年4月17日，中午，《百年孤独》的作者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墨西哥城的家中去世了。

作家的儿子罗德里戈·加西亚在回忆父亲人生最后阶段的一书《一次告别》中写道，父亲去世的消息发布后不久，他的秘书收到了一位很久未联系过的女性朋友的电子邮件。那位朋友问他们是否注意到乌尔苏拉·伊瓜兰——《百年孤独》中的人物之一——也是圣星期四去世的。她在邮件中附上了小说中的那段话：“她死在星期四一早。（……）她被放进一口比当年装奥雷里亚诺的篮子略大的小棺材，只有很少的人出席葬礼，一方面是因为记得她的人已经不多，另一方面因为当天中午极其炎热，连飞鸟都晕头晕脑像霰弹一般纷纷撞向墙壁，撞破铁窗纱死在卧室里。”又一个魔幻与现实碰撞的惊人的时刻。十年前，我们曾用一期题为“解读加西亚·马尔克斯——在魔幻与现实”之间的封面故事纪念这位对中国文坛影响至深的作家的离世。

今天，我看到网上一个话题：“十年之后，你读完《百年孤独》了吗？”毫无疑问，纪念任何一位作家，最好的方式始终是阅读他的作品。我读了一本马尔克斯的遗作——《我们八月见》：“八月十六日星期五，她乘坐下午三点的渡轮回到了岛上。她穿着牛仔裤、苏格兰衬衫和一双低跟休闲鞋，没穿袜子，打一把缎面阳伞，拎了个手提包，唯一的行李是一只沙滩旅行箱……”一个关于爱情，关于孤独，关于寻找的故事就这样开始了，每一年女主人公都要重复这趟旅程，乘坐同一班渡轮，抵达同一座岛上，光顾同一家花摊，顶着同样的似火烈日，来到同一处破败的墓地，将一束新鲜的剑兰放到母亲的坟前。

这本书的原作和全球的所有译本都是在上个月同步发行的。它有点儿像电影落幕后的一个彩蛋——很少人知道作家还有这样一本未出版的遗作——1999年后，马尔克斯的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先是查出淋巴癌，接着又患上了阿尔兹海默症。2004年，他交出的《苦妓回忆录》已是封笔之作。据说，应西班牙版权方的要求，在翻译的过程中，译者们都必须全程保密，绝不能向外界透露这本书的存在。

实际上，这本书也不是从未露出过头角。1999年，西班牙《国家报》上曾发布过一则消息，称马尔克斯正在创作一部由5个独立故事组成的全新作品，这些故事拥有同一个主人公：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报道中还附上了小说的第一篇，题目就是《我们八月见》。在那之前，马尔克斯就在马德里的美洲之家朗读过这个故事，当时他正与另一位诺奖得主若泽·萨拉马戈一同出席一个论坛活动，他没有发表演讲，而是读了《我们八月见》的首个版本的第一章。2003年5月，小说中的第三章以一则独立的短篇小说的形式发表——作家似乎是在公开表明自己仍然在推进最新的小说写作计划。到了2004年，除了早期的几份草稿和从洛杉矶带回的一个版本，作家又接连写了5个版本。然后，他停笔了。他对秘书说，“有时候得把书放一放。”接着转头投入了《百年孤独》出版四十周年的活动。

2010年，编辑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参与到了对这部小说的修订中——根据作家对此前几个版本的修改意见修订最终版。“我仿佛一位修复师，正在面对伟大画家的油画。”他在编辑手记中叙述了自己的工作——检查作家的每一条批注，检查每个被修改或删除的词语、句子和页面空白处的每条笔记，以决定是否把那些内容修订进最终版本，求证并修改某些信息等等。但后来，作家对这部小说所做的最终判决是：“这书不行，得把它毁了。”——这正是它始终没有面世的原因。

不过，书稿没有真的被毁掉，而是被放到了一边。马尔克斯去世近十年后，他的儿子们再次阅读了手稿，认为即便它不像作家的其他作品那样精雕细琢，甚至还有些不通顺和矛盾之处，但并不妨碍从中体验到其最杰出作品所带来的阅读享受。“当年加博失去了完成此书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失去了察觉此书之美的能力？于是我们决定违背他的意愿，优先考虑读者的愉悦。如果读者喜欢这本书，也许加博会原谅我们。”而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在接受本刊专访时说：“我想说，以《我们八月见》而不是《苦妓回忆录》收束作家的所有叙事，会带来巨大的不同，也有助于重新评估女性在他作品中的地位。”

文｜孙若茜

马尔克斯与其作品《我不是来演讲的》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的前言中，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儿子们写了他们违背作家意愿出版此书的理由，（“当年加博失去了完成此书的能力，那么他是否也失去了察觉此书之美的能力？于是我们决定违背他的意愿，优先考虑读者的愉悦。如果读者喜欢这本书，也许加博会原谅我们。”）对于这个决定，不同读者看法不同，作为深度参与了这部遗作出版工作的关键人物，你对此怎么看？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正如罗德里戈和贡萨洛在序言中提到的，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失去了判断小说最终样貌的能力。但他没有像以前对待不想出版的作品那样销毁手稿，而是仍在继续创作，与记忆的衰退作斗争，哪怕只是改动一个词或删除一个句子，这说明他并不认为这部小说不能出版。我赞同加博的儿子们勇敢的决定。

三联生活周刊：作为这部遗作的编辑，你在编辑手记中形容自己是“修复师”，同时分享了你所做的具体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你遇到的最大的困难是什么，同时又是如何解决的？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最大的挑战是始终以最尊重的态度对待一位伟大作家的作品，严格按照手稿中的标记和注释开展工作。作为编辑，我只需纠正涉及文本连贯性和时间线正确性的事实，绝不添加任何他的注释或最初写作计划中没有的内容。幸运的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已经写完了这部小说，尽管还没有完全润色打磨。我们决定将一些前后不一致的地方留在文本中，希望读者能够理解。

正在享受“礼拜二午睡时刻”的加博

三联生活周刊：我曾读到一个细节——女主人公在故事尾声时再次遇到的岛上的露水情人，男人因为留了土耳其式小胡子，所以她一开始没有认出。而据说在原稿中，他们在第一章相遇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写到他长着小胡子。于是你把初次见面时的胡子删掉了。这是真的吗？能不能再举一些例子，让我们更清楚地了解关于这本书的编辑工作？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是真的。这就是我所做的编辑工作的一个很好的例子。事实上，加博没有机会对小说的成稿进行彻底修改，这就意味着像这样的细节（确保她在最后一章中没能认出在第一章中遇到过的情人，因为她说当他遇到他时，他没有小胡子）需要一个小小的编辑行为，即删除第一章中的小胡子。另一个例子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在原稿第一章中提到，主人公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正走向垂暮之年”，而当我列出故事的详尽时间线，看到在最后一章中她已经50岁时，很明显在第一章中她只有46岁，绝非接近老年。（这一错误）可能源于最初的写作计划是准备把安娜写成老年妇女。作家后来改变了这一想法，但这一处被保留了下来，他在下面划了线，并在空白处标上了审问符号。在我担任编辑期间，我在最终版本中删去了这句话。

加博与梅塞德斯的亡灵节祭坛。拉美人对死亡永远乐观

三联生活周刊：你在编辑手记中写，希望读者能体会到你在阅读此书数十次时感受到的喜悦，能不能说说你最初读这部小说和最后一次读它时不同的感受？阅读中最让你好奇或关注的问题是什么？您是否曾经就那些问题与作家本人进行交流？如果加博还在世，还能坐下来聊聊这本书，你们会聊些什么呢？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哦，这是一个好问题，也是一个很难的问题。第一次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在加西亚·马尔克斯身边大声朗读了小说前三章，我被他的语言、这个女人的故事以及我有幸读到其他读者可能读不到的东西这一事实深深吸引。此外，我只读了三章，我知道它有结局，但我不知道在我没有读到的缺失章节中，小说是否完整。

当我终于拿到完整的手稿（他的秘书莫妮卡·阿隆索保存的 Word 文档和文件夹中的五版打印稿）坐下来工作时，我终于意识到故事已经完成，但还需要我之前描述的编辑工作。我真希望能有机会和加西亚·马尔克斯多聊聊《我们八月见》。我很想谈谈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谈谈他为什么选择一位当代女性作为他最后一部小说的主人公。这位女性将在“男权世界”中寻找自己的自由。我也很想谈谈她身上的很多东西（就像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她对音乐（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的热爱，对舞蹈的热爱，对阅读的热爱（她读的大多数小说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最喜欢的小说）。最后，我会让他告诉我故事应该发生在哪里。（是圣玛尔塔还是卡塔赫纳？）

马尔克斯遗作《我们八月见》

三联生活周刊：提到主人公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这似乎是马尔克斯第一次在中长篇小说中使用女性视角进行讲述，关于这一点，作家曾经给出过自己的解读吗？你是什么看待的？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他对小说中的人物谈得不多。他对自己的写作计划尽量保密。我认为女性在他的叙事中是不可或缺的，但在许多读者的印象中，《百年孤独》和他的许多小说中的女性角色都是女强人、女族长、处女或妓女。我认为，对他来说，讲述像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这样的当代女性的故事非常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在小说结尾，女主人公把母亲的骨殖背回家，您认为其中有什么寓意？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结尾也是关于这部小说我知道的第一件事（我最关心的事），因为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经纪人卡门·巴塞尔斯曾告诉我，作家还没有写下结尾。我在墨西哥见到他时，他非常高兴地拿过手稿，给我读了最后一段。我觉得很震撼。对我来说，她突然决定要回母亲的遗骨，并带着她的遗骨返回大陆，这对她母亲和她自己来说，都是一种结束命运轮回的方式。她刚刚发现自己在重复母亲的生活（母亲在岛上找到了一生的挚爱，并想留在岛上，她的爱人每年都会去岛上为她扫墓），而曾经不知道母亲为什么想葬在岛上的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意识到，她也一直在同一个地方拼命寻找自己的爱人，但只找到了几段毫无意义的关系。她知道，她需要结束这个轮回，不再回到岛上。对我来说，这就是带走母亲遗骨的意义所在。

墨西哥艺术宫的追思会

三联生活周刊：你们有没有聊到过“八月”、“剑兰”、“蓝鹭”、或者主人公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的原型、书中提到的音乐之类的？作为一个普通读者，我们总是难免对小说里这些暗含玄机的元素津津乐道。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不，很遗憾我没有机会和他谈论这些事情。不过我们知道，在开始写作之前，想出人物的确切名字对他来说有多么重要。

三联生活周刊：你认为《我们在八月见》和马尔克斯的其他作品相比，最特别之处在哪儿？如果将它放在作家一生的作品序列中，你认为它应该享有什么位置，被怎样看待？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考虑到之前提到的种种原因，我觉得，安娜·玛格达莱纳·巴赫无疑是他笔下最鲜明的人物。我认为，他选择这个人物——一个当代背景下的现代女性——来构建最后一部小说作品的主题，是非常有意义的。我想说，以《我们八月见》而不是《苦妓回忆录》收束作家的所有叙事，会带来巨大的不同，也有助于重新评估女性在他作品中的地位。

《苦妓回忆录》剧照

三联生活周刊：在你们数十年的相识交往过程中，平时聊得最多的话题是什么？除了《我们八月见》，你也担任过加博其他作品的编辑，能讲讲编辑其他书的过程和故事吗？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我为他编辑过的第一本书是他的回忆录《活着为了讲述》。正如我在编辑手记中说的，当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常合作的编辑正在休假，他需要开始回忆录的编辑工作，这是一个偶然的机会。我花了大约两个月的时间完成工作，将我的笔记（主要是事实核查）寄给他，并有机会亲眼目睹他像木匠一样打磨自己的作品，例如将我认为很棒的一整章改得更好。这充分体现了他的完美主义，他总是力求用最好的方式来讲述一个故事。关于我们的谈话，不难想象，我们大多是在谈论他的作品。他和他的秘书开过这样一个玩笑——当他在墨西哥的工作室等我去开会时，他会问秘书：“那个爱看书的家伙到了吗？”是的，他是一个很好的人，每个在街上或餐馆里接近他的人都知道（在餐厅里他几乎无暇吃饭，因为人们会跑去买他的书，把书拿到他的桌前，他会耐心地微笑着在书上签名）。

三联生活周刊：在今年布克奖国际文学奖长名单中，13位入围作家里有4位来自拉丁美洲，其中2位进入了短名单的决选，有媒体称这或是又一次拉美“文学爆炸”，作为资深的文学编辑，你怎么看？能否简单地向我们介绍一下拉美文学的现状以及你目前最关心的问题？在拉美年轻一代作家的写作中，有什么比较明显且值得关注的趋势？

克里斯托瓦尔·佩拉：我认为，所谓的“文学爆炸”时代是无法复制的。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聚集了一整批作家，通过强烈的政治主题（殖民主义、独裁、革命、自然之力……）向世界展示了拉美小说的力量。不过，这也是一场宏大的出版市场运动，其成功有赖于卡门·巴塞尔斯这样的天才经纪人。从那时起，我们迎来了许多新的伟大作家，如罗贝托·波拉尼奥。而在过去的十年中，我们拥有了一份令人惊叹的年轻作家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女性），他们正在探索在这个世界上，身为一个拉美人的复杂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