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家调查：澳洲的制度缺陷如何助长一名青少年成为凶手（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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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手是怎样长成的
始于一次火车旅行，终于一桩谋杀案。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的调查揭示了导致昆士兰最年轻杀手之一诞生的原因。
这是这名十岁男孩为逃离残暴家庭能跑的最远的路。
科迪*从布里斯班南郊出发，坐了两个小时的火车，在终点站基帕林站下了车。
就连新车站最先进的闭路电视系统也未能捕捉到这个身高不足三英尺的身影，然后他就悄悄消失在黑夜中。
他又徒步前行了五公里，直到他偶然发现了那个荒废的公园，在那里，他的人生将发生不可逆转的变化。
2017年那个温和宜人的秋天的夜晚，体重只有30公斤的科迪睡在水泥搭建的公共舞台上，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可不是什么好地方。
不过，这总比他在母亲家永远处于混乱状态要好。在那里，逮捕令、入室抢劫、吸毒和警察突袭是日常生活的常态。
科迪从2006年起就进入了儿童安全机构的视线，当时他还不到一岁。
附近青年中心的协调员艾米·梅斯（Amy Mayes）说：“妈妈进了监狱，爸爸去世了，所以没有人出来找他。
“是我们在尖叫，说‘我们需要为这个小孩提供一些支持’。”
尽管这些预料之外的倡导者尽了最大努力，但那晚科迪寻求庇护的雷德克利夫露天公园在接下来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成了他的家。
此处也将成为一起滔天罪行的现场，令他成为一桩谋杀案的共犯，在这桩案件中，一名少年死亡，数十人的生命受到无可挽回的伤害。
从他第一次坐火车到这些事件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一直是两起刑事审判的主题，也给受害者的家人和那些试图干预却徒劳无功的人带来了多年创伤。
现在，科迪与儿童保护系统、警署以及青少年司法系统互动的细节首次得以披露。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调查显示，这是一起原本可以避免的犯罪。
“没有收容所愿意收留他”
科迪会在艾米·梅斯工作的青少年中心附近的水泥台子上度过无家可归的第一个夜晚，这纯属偶然。
十年前，科迪的妈妈曾是她的邻居，当时这位不知疲倦的社工不情愿地目睹了暴力和吸毒对这个家庭的困扰。
艾米回忆说：“大概从这个孩子出生起，儿童安全机构就知道他的存在。”
当科迪来到该中心的后门廊时，他已经在寄养家庭度过了一段时间，原因是原生家庭中的暴力和吸毒以及他的母亲被监禁。
艾米的职业生涯一直在为问题青少年提供帮助，因此她对昆士兰儿童安全系统的漏洞并不陌生。
但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能披露的是，2020年3月发生的一起对一名15岁少年的谋杀案（地点距离科迪寻求庇护的青少年中心仅几步之遥），就是艾米三年来为这名变身为杀手的弱势男孩进行的令人抓狂的游说活动的最终结果。
由于没有人出来寻找当时只有十岁的科迪，艾米束手无策。
艾米说：“我们不能收留只有11岁和13岁那么大的孩子，这必须由16岁以下儿童安全机构负责。
“没有收容所愿意收留他，我们无能为力。”
努力屡次失败 电话无人接听
2020年3月，也就是科迪来到基帕林车站近三年后的一天，15岁的安格斯·博蒙特（Angus Beaumont）在一次由科迪和另一名青少年挑起的争吵中被杀。
这两人现已年满18岁，但根据该州的青少年司法法律，仍不能透露他们的姓名，他们最初于2022年被陪审团判定犯有谋杀罪，但去年获准只由法官重审。
其中一名青少年被认定犯有谋杀罪，而科迪则被视为“次要罪犯”，被判犯有较轻的过失杀人罪。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ABC看到的文件显示，在为科迪寻找寄宿家庭的过程中，出现了持续的单方面行动，多年来的官僚主义和屡次失败使这一行动蒙上了阴影。
儿童安全官员告诉艾米，他们会为科迪寻找寄宿家庭，但是雷德克利夫地区青年空间（Redcliffe Area Youth Space）的相关电话经常无人接听。
科迪无家可归后，儿童安全官员第一次与他谈话时，他和他的兄弟已经在雷德克利夫露宿了三周，两人都睡在水泥台子上，和一个他们在滑板公园认识的男孩睡在一起。
他们的母亲当时正面临68项指控，儿童安全官员允许他们继续和那个男孩住在一起。
艾米说：“我们社区的每个人都很关心他们，这些孩子都是无家可归的小家伙。”
2017年6月，科迪来到公园三个月后，儿童安全官员打电话给艾米，担心他们联系不上科迪的母亲。
不到一年的时间，无家可归就变成了无法无天，而这一轨迹一直持续到谋杀案发生。
致命的轨迹
11岁时，科迪从偷窃食物和衣物等生存犯罪升级到放火和与警察发生肢体冲突。
2018年，在保释期间，科迪在街上接近一名推着婴儿车的妇女，威胁她如果不交出钱，就杀死她的孩子。
他还袭击了两名14岁的孩子，包括用滑板车撞击一名女孩的头部，导致其鼻骨骨折。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看到的内部通话记录显示，雷德克利夫地区青年空间在同年致电紧急服务部门，“非常担心这些男孩的住处”。
“下班后呼叫了儿童安全机构，但没有人回电，”2018年4月13日的一条记录写道。
“肮脏，武器，到处都是烧伤痕迹，没有食物，两个男孩都受到处方药的严重影响...... 由于男孩们不作反应，已呼叫昆士兰救护车服务和昆士兰警署。”
三天后的下一张纸条记录了雷德克利夫儿童安全中心的回应。
“他们说不能见他们，除非通过总办事处激活此案，因此无法协助处理此事。”
艾米说，儿童安全官员曾试图提供安置，但他们提供的庇护所“都在南边”，“让他更接近对他造成诸多伤害的那个家”。
这是一个官僚主义问题——科迪的案件由洛根儿童安全分部负责，而雷德克利夫儿童安全分部没有能力也“无法提供实际资源”。
到2018年底，科迪和他的弟弟又回到了洛根，和他们的妈妈住在一起。
青年中心在2018年12月记录的一张纸条，揭示了艾米对这些男孩的担忧。
“男孩们没有去上学，但儿童安全机构相信他们与妈妈的关系会得到改善且男孩们也很安全。
“儿童安全机构认为两个孩子和妈妈在一起是安全的。我们的看法一直不一样。”
儿童安全官员多于所需家庭
到2019年，吸食大麻和冰毒的科迪已经为青少年司法系统所熟知。
儿童法庭的一名法官要求儿童安全机构介入，因为对这两个男孩的积极调查还没有开始，而且“法庭上没有父母或监护人”。
来自青年中心的半打通话记录（日期为2019年初）显示，儿童安全服务部门缺乏协助处理这种情况的意愿。
有一次，雷德克利夫儿童安全办公室“根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出现在那里。
“在没有得到洛根的回应后，我给雷德克利夫儿童安全办公室打了电话。我们提醒他们注意这几个男孩的重大危险因素。
“两个男孩都去了雷德克利夫儿童安全中心，但他们不肯提供任何有关他们案件的信息。我们联系了雷德克利夫犯罪调查中心，但他们说这是洛根的事情，所以他们无能为力。
“一位兄弟来到雷德克利夫儿童安全中心办公室并且拒绝离开，直到他们支持他。”
到2019年2月，儿童安全机构的官员结束了科迪的案件。
雷德克利夫地区青年空间致电洛根儿童安全分部，提醒他们科迪已经重返街头，但他的个案工作者正在休假，没有其他人可以提供帮助。
艾米回想了自己在面对个案工作者和儿童安全机构时所遇到的挫折。
她说：“来自多个不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太多了，我双手都数不过来。”
“我们联系过儿童安全机构很多次，大概有几十上百次。
“而且不光是我们，警察和社区里的其他人也都加入来了。”
“我们可以预见到这一切”
到了2019年3月，科迪和他的兄弟再次被批准与母亲住在一起，尽管就在两天前，青年司法部还向儿童安全服务部门发送了电子邮件，表示“非常担心他的身体、心理和精神健康”。
提供给澳大利亚广播公司的通话记录显示，雷德克利夫地区青年空间“强烈”不同意这一安置。
“我们被告知，这两名青少年不想回家，他们想做自己想做的事。
“我们表示，这不符合我们的意见，也不符合任何与这个家庭有过接触的人的意见，包括昆士兰警方、青少年司法部门和教育部门。”
到2019年4月，科迪又找了一名20多岁的男子一起居住，艾米再次致电儿童安全服务部门，担心这个家“变得特别不安全”。
艾米说，这名男子曾“因严重罪行被捕”，青年司法部门当天就联系了儿童安全服务部门，“提供了进一步的信息......说明目前的安置有多么不安全”。
艾米说：“[他]收留了他，出于好心收留了他，但很明显，他也有自己的犯罪行为和问题，所以这很可能会助长他的某些行为。”
仅一个月后，昆士兰州应对青少年犯罪的措施再次被置于聚光灯下。
一名14岁男孩在罗斯韦尔（Rothwell）在一起涉及一辆偷来的轿车高速行驶中发生车祸导致死亡，引起了居民和政界人士的愤怒并呼吁采取行动。
为此，三名儿童安全官员被派往卡布尔图尔与艾米会面，讨论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在6月20日的会议上，艾米说她恳求获得更多的资金和支持，并明确警告说如果儿童安全部门再不采取紧急行动帮助科迪，就会有人死去。
“我们其实已经预料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我和另一位同事曾去部门说过同样的话，”她说。
“如果你不做点什么，结果就会是这样——而这就是结果。
“这是一件可以预防的事情。如果当时有人能做点什么来照顾他，我们就不会陷入这种境地。”
“他们原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关口阻止他”
上个月，安格斯的母亲米歇尔·利德尔（Michelle Liddle）迎来了儿子离世四年的纪念日。
她还没有清理过他的房间。
她还记得一个“胖嘟嘟的”男孩，在学校里成绩优异，成立了一个侦探俱乐部，喜欢钓鱼。
“他很聪明，但仍然很天真，有着孩子般的好奇心，”她轻声说道。
经过法律系统多年的折磨，米歇尔仍在努力接受儿子的死亡。
当她接受澳大利亚广播公司采访时，得知昆士兰州政府曾被警告过其中一名凶手的致命轨迹，她感到“愤怒和心碎”。
她说：“他不该死......他们原本可以在任何一个关头阻止他们。”
“这只是证实了我们都知道的事实——这个系统在各个方面都失败了。
“它在青少年[司法]、儿童服务、法院系统[以及]警方必须遵守的法律方面都失败了。”
博蒙特一家用儿子的死倡导加强青少年司法法律，包括实施更严厉的刑罚和将违反保释规定的惩罚扩大到青少年。
但米歇尔认为，这应该只是针对最严重罪犯的最后手段。
她说：“我们需要确保那一代可能成为父母的年轻人能够获得康复和心理健康支持。”
在量刑时，法庭听到科迪已经成为了一名“倾向罪犯”，艾米担心这是系统性失误的最终结果，而这些失误甚至在他拘留期间仍在继续。
在青少年拘留所，他曾166次被单独关在一间上锁的房间里，其中139次是因为人手不足和过度拥挤所致。
这些日子占了他在押时间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也是今年2月对他判刑时的一个考虑因素，当时他在服刑期满后获释。
“这和他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他只是一个人，没有人照顾他，也没有人关心他，” 艾米说。
“这和他在社区中的生活一模一样。”
前进之路
今年2月，科迪在缓刑期满后获释，现在在社区里自由活动。
现年将近19岁的他，青少年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拘押中度过的。
艾米认为，这很可能会影响他的未来。
“他们被送进了收容所，同时也让自己声名狼藉，”她说。
“你可以想象，这些年轻人来自特定的家庭或社区，在那里，他们不被人看见和听见[而且]感觉不到自己的价值。
“他们与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建立联系，这些年轻人让他们觉得自己是个人物。”
今年，安格斯的弟弟将年满16岁，他的家人正战战兢兢地迎接这个生日。
在安格斯去世后的这些年里，除了善意的陈词滥调和承诺之外，几乎没有任何改变，而昆州也一直在思考一个没有简单解决方案的问题。
米歇尔不得不面对儿子的死亡是本可以避免的这一事实，眼下她所能做的只有展望未来。
她说：“这放大了安格斯不在这里的事实，但我们想去为我们的小儿子留下一些回忆。
“我们会努力，一步步地走下去。”
儿童安全机构无法对此案发表评论，但其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该机构会认真对待有关儿童保护令的问题，并与其他机构合作解决这些行为。
发言人说：“如果他们有违法行为或正在押候审，那么儿童安全官员会与照看者、照看者支持服务、家庭、青年司法和其他机构合作，努力解决导致其违法行为的问题。”
发言人说，有时案件会在服务中心之间转移，这“可能是由于各种原因，包括安置地点发生变化，或者父母搬家，而团聚是可能的结果”。
发言人说，该部门与非政府组织、卫生机构、警方、教育机构、住房机构以及公共监护人办公室合作，以满足对弱势儿童的保护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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