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歌后68岁了，曾与邓丽君齐名，仨儿子考上斯坦福（组图）

2024年全国高考人数1342万，

再创历史新高，

或将成为史上最“卷”一届高考。

过去几个月，一条对谈了3位学者、教育家，

涉及当下最热门的教育话题：

家长们的教育焦虑，有解吗？

从“小镇做题家”到“常春藤精英”，

阶层差距如何通过教育传递？

教育公平为何需要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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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龄自己是斯坦福大学的教育学博士，三个儿子都毕业于斯坦福大学，如今各有所成

教育学家陈美龄，

曾是与邓丽君、山口百惠齐名的传奇歌星，

也是一边带娃、一边攻下了斯坦福大学博士学位的“学霸妈妈”。

她的三个儿子都考进了斯坦福大学。

她聊到当下父母们的教育焦虑：

“我更希望家长不要那么紧张。

时代真的很快，可能很快AI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

培养小孩有‘人性’，这是最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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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爱磊希望为更多的农村学生做一些事情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谢爱磊，

从2013年起追踪了2000名“小镇做题家”，

发现他们往往会自我低估、自我设限，

付出巨大的情感代价才能拿到普通的剧本。

他们很难凭借学历实现阶层跨越，

只能用“做题”的思维，

在学校、考场和格子间里不停地“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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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以琳现任上海纽约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2023年因《学神》一书成为皮埃尔·布迪厄教育社会学“最佳图书奖”的首位非美国籍获奖者

台湾学者姜以琳，

则用7年时间聚焦了富裕家庭的“名校精英”，

她指出：“阶层复制就像打牌一样，

精英学生没有办法意识到自己天生拿了多么好的一副牌，

同时也不让那些拿到差牌的人意识到，

自己要付出多少的努力，才可以打好这一局。”

我是14、15岁左右在香港出道的。当时只是做义工，唱歌给一些生活状况不太好的小朋友听、也筹募一些款项来帮助他们。之后就有人叫我去录音，一夜之间就成了歌手。

17岁我去日本发展，也是不知道为什么就红起来。那时候不像现在，偶像就那几个，所有的粉丝都集中在我们几个身上，真的非常疯狂。我去上学，校门口就站满了人；我不能上街自由地买东西，因为总是会被人认出来。迅速的走红发生得很突然，好像只身在一个巨大的风浪里打转。

三十岁的时候，我和爱人结婚，很快就有了小朋友。当时我的事业正在一个高峰，好多档节目都在催促我赶快回去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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哺乳期，陈美龄就带着孩子重返职场，没想到引起了舆论的轩然大波，成了当时的现象级话题

我就很自然地带着孩子回去工作了，当时我的孩子还在吃母乳。没想到，引起了日本社会舆论的轩然大波，后来被称为“美龄论争”。当时日本社会普遍觉得，女人做了母亲，就该乖乖回家带孩子，在外面抛头露面地工作实在是太过分。一时间，我被负评、诽谤、谣言缠身，舆论还攻击我：她是中国人，来到日本，难道要把日本的传统都翻转过来吗？

当时美国的《时代》杂志也报道了这件事，有一位斯坦福大学的女教授托人辗转联系到我，她说，你来跟我学吧，你读个博士学位，对社会、性别、经济有一些更系统的研究，你就可以帮助到后辈的女性有一个更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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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着两个孩子，她孤身来到美国求学

我就尝试性地去考了，结果真的给我考到了。但那个时候我发现第二个孩子已经在我肚子里。就这样，我带着一个孩子和怀孕九个月的肚子，来到了斯坦福大学求学。

一边带孩子一边读书，真的非常辛苦，真的没有觉可以睡。我每天早上8:00左右起来，把一大一小两个小孩送到照看所，自己去读书。一下课又赶快冲去接孩子，喂奶、洗澡、吃饭，等他们睡了我再开始做功课，往往是到凌晨4、5点才能入睡。

两年多后，我回到日本写论文，那是最辛苦的一段时间。我需要同时兼顾带娃、论文、工作三件事。那时候还没有互联网，电脑跑数据也远不比今天便捷。我就在书房里铺好了地铺，每天晚上我写论文，两个孩子在我身边睡觉。

就这么过了两年多，我写完了论文。通过的时候，我真的高兴得不得了，这么多年、吃了这么多苦，我真的成了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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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毕业典礼上的陈美龄

“美龄论争”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男女雇佣机会平等法》的通过。曾经，有在公司里面设立托儿所的例子应该是5间左右，现在是5000间；那个时候女性希望去工作，一定要问她的丈夫的意见，现在不用。但还远没有到理想的状态，还是存在收益收入不平等、家庭育儿责任分配不平等等问题，性别处境还是有很大的改善空间。

从偶像成了博士，身边的人看我的眼光开始不同。他们开始相信我，也尊重我的意见。我可以做很多文化人的工作，也可以帮其他的女性更加有信心地回学校继续学习，我觉得是很安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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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美龄很喜欢孩子，作为联合国国际儿童紧急基金协会的大使，曾经多次远赴非洲探望当地的孩子

我觉得教育是教小朋友去梦想。首先给他们看看世界是很广阔的，你是有很多可能性的。你要去寻找你最喜欢做的事。

等他们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就给他们一点工具，教他们要有勇气去踏出第一步。追求梦想的过程中一定会有失败，失败的时候我们教孩子要坚强，站起来继续去做。要是很幸运地成功了，要谦虚、要分享。

不是每一个人都要去做医生，做律师，让他们做他们自己喜欢的事情就好了，这就是我的教育的理想。我大儿子三岁的时候和我说，他将来想做厨师，于是他很小的时候我就教他做料理。九岁的时候他突然说他不想做厨师了，我还有点失落。不过也有好处，他现在做菜也很好吃。

还是这个孩子，在斯坦福大学读的是工程师的专业，但快毕业的时候突然跟我说，想要放弃一切去当一个救护人员，他希望可以救人的性命。

救护人员要读两年才能考牌照，而且薪水不高、很辛苦、也没有很多发展空间。但我觉得这个孩子这么善良，真好。我马上说，好，那妈妈再供你读两年，你想要帮助别人，我为你骄傲。

很多家长会咨询我，问得最多的还是小孩子不肯好好做作业、成绩难以提高等等问题。我是有很多小方法可以让小孩子读书不那么辛苦，但我更希望家长不要那么紧张。时代真的很快，可能很快AI就什么都帮我们做了，分数可能完全没有用了。怎么样才能超过AI？AI是大数据的，以前人家想过的事它才会知道，我们要培养我们的小孩子超过AI，就要培养小孩面向未来，想到以前人家没想过的事情。

培养小孩有“人性”，这是最重要的。要哭、要做错事、要后悔、要开心、要爱人、要恨人，这都是人。我们现在的教育好像训练我们的小孩子做机器，但我们不要小孩子做机器，要让小孩子做一个很生动的人。

现在有很多年轻人，他们都不喜欢上班，他们觉得我这么辛苦，难道就是为了公司吗？他们想休息一下，这是一个新的趋势。

我觉得爸爸妈妈最重要的就是理解。不需要非得告诉ta要走什么路，让ta自己慢慢去想一下，可以的。刚才也说过，这个社会转变得很快，而且现在我们的人生是100年，让年轻人偷懒两三年没问题，让他们寻找一下，迷茫一下，也是可以的。

可能等他们思考过之后，他们发出来的力量更大。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理解包容，然后接受ta，告诉ta，你还是有价值的。

2020年的时候，“小镇做题家”这个概念在线上火起来了。有三条标准：1、出身农村或者小镇；2、擅长做题，通过高考，进入一流大学；3、缺乏视野和资源。每一条都特别的客观，好像是摁在他们身上的标签一样。

包括出现了一些污名化的现象，说他们“视野狭隘”、“综合素质不高”、“没出过什么远门”、“格局小”、“只会做题”等等。

但不是的。我就是一个典型的所谓“小镇做题家”。我在安徽农村长大的，那时候还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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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爱磊的老家

小学是在村里上的，条件很艰苦，一下大雨，老师就不让我们上学，怕建筑塌了。也没有课桌，只有桌面，底下是用砖头垒起来的。我们的老师也不会普通话，都用方言带我们读课文。从小学到初中，我从来没有讲过普通话。

高中到了市里面，大家都讲普通话，我一下傻眼了。因为自己不会讲普通话，不敢讲，我的同学很多人觉得我是哑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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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爱磊曾在海内外名校学习和工作

我高考考得很好，是学校的文科第一名，但是填志愿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困扰。我们小村子里面就没有谁上过特别好的大学，最好的是安徽大学。想着综合类大学学费比较高，师范类学校可能会有学费补贴，所以我最后就填了华东师大的英语专业。

后来我才知道，当时北大是可以上的，比复旦的分数线也高了二三十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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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爱磊现在是华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上大学的时候，每次回老家给孩子们补课的时候，我更加深入地意识到，我们的孩子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结构性的，不是他们自己的努力不够、向往不够，而是社会结构局限了他们的尝试。我想把这些困扰表达清楚。

2013年，我在4个985学校，每个学校找500个学生，分别在他们大一结束、大二结束和毕业半年后的三个阶段，先进行问卷调查，紧接着做访谈。

我其实一直不太愿意把我研究的学生群体叫做“小镇做题家”。我最初的研究想法很简单，就是精英高校里面的农村籍（包括农村和乡镇）学生。

我跟学生交流的时候，经常听到他们说，“这个类型说的好像就是我”，“我觉得好无力、好悲哀”。但是社会科学研究应该是要给人力量的，而不是把人框在一个架构里面，让他们认为自己就是这样的，从而失去了向前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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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高考》，一名高中女生在晨读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有一些共性。用他们自己的话来说，整个高中生活就是“培养做题机器人”。早上6:30起床早读，上午四五节课，下午四五节课，中间吃饭吃个5分钟，晚上10:00回宿舍以后还得学习。很多同学都因此出现了健康问题，甚至延续到大学以后。

这种高度竞争性的教育模式，让他们对于自己想变成什么样的人，从事什么样的工作完全没有想法。到了大学以后，面对突然的空闲时间，不知道干什么。

我的一位受访者叫作小毅，他回忆说，刚进入大学的时候，首先看到的是教室、图书馆。每次经过游泳中心、学生活动中心，都没有推进门进去看一看。到了毕业的时候，他说，“当初应当推开门进去看看的，也许这四年会过得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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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录片《出路》拍摄了不同阶层孩子的命运左：来自甘肃马百娟在做完农活后读书右：北京女孩袁晗寒辍学后在父母资助下，在游历欧洲

很多人会讲，农村的孩子很“自卑”，这么说好像他们天生就是这样的，而忽视了背后的社会原因，其实这就是一种“谴责受害者”。

我觉得更合适的说法是“自我低估”，这和两个社会阶层的价值认知是有关系的。

社会流动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含义，就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文化生活是值得肯定的，另外一个不那么值得肯定。那些农村孩子，他们的童年其实也挺美好的，下雨天在稻田里面玩，会放鞭炮，会恶作剧什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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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中出身贫寒的陈孝正

但是一到了城市的生活环境当中，得到肯定的是另外一些东西，会才艺，会跳舞、会唱歌，会弹钢琴。农村孩子不擅长这些，他就会觉得自己的社会能力不如别人，在社会生活领域做一些探索的时候，就会发怵。

我们的社会流动的机会可能不像父辈那一代，有个大学文凭可能意味着很多。尤其是现在，你还要做很多的事情，在社会生活领域的探索，积累各种各样的社会文化资本……这些用刷题的经历是没有办法去应付的，到大学毕业的时候就处于竞争的劣势了。

但是不是年轻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他就没有思考，他真的就不会赋予自己生活意义？我想可能低估了我们年轻人。

我访谈的所有学生，其实每个人都会反思，都尝试去改变。当他们在用“小镇做题家”这个词自嘲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在做反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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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爱磊一直鼓励研究生关注教育公平的课题

现在我是教育科学学院的，我的学生将来大部分是会做老师的。我会尽量培养他们的社会学思维，让学生看到社会阶层方面的教育不平等。

同一个群体内部，有些人能上大学，有些人不能上大学，就是努力不够或者智商不够。这是“贤能主义”与“优绩主义”给我们的故事版本。我想驳斥这个版本。

我在做研究的时候就发现，农村来的孩子不太善于向上社交，这样会错过很多机会。我就带着他们跟我们学校里面的老师一个个吃饭，院长、副院长、系主任还有教授都吃过了。

我特别鼓励他们出去，在周边旅游，我还会送一些票给学生，让他们去听听音乐会，看看展。我说为什么？因为你们将来就是你们要教的那些孩子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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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爱磊和学生关系很好

中国人还是比较信奉教育改变命运的。但是假如我们的教育只剩下标准答案和高分数，只剩下优胜劣汰和成王败寇，那么它就注定只能制造“小镇做题家”、“大厂做题家”，而不能使我们的学生看见更加丰富的选择，拥有更加丰满的人生。

在我看来，教育不是让他们看到另外一种生活高大上的地方，而是重新去肯定自己原来生活的一些价值。这个可能是教育更加终极的价值，也只有这样才能够长久地解决一些内心的困扰。

从2012年到2019年，我花7年的时间追踪了28位“精英学生”。他们就读于北京市排名前5的两所中学，并且都来自于富裕阶层。

他们的家庭收入是全中国城镇的前10%，中位数是前10%的至少两倍以上。父母们不乏清华北大的校友，还有留学生、博士。

调研中，我发现，越是金字塔顶端的人，越容易对人群进行细分。

在我所调研的两所中学里，可能有1/4的学生都能上清华北大，在这群人数很narrow（窄化）又非常优秀的学生中，学霸和学渣已经不足以区分他们之间的差异。所以他们有更细分的四级地位体系——学神、学霸、学渣和学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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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里的四级地位体系

最高高在上的就是学神，看起来没在念书但就是成绩很优秀；学霸成绩和学神差不多，但每天都在努力，临考前要开夜车；学渣就是成绩不怎么好，也看起来没在读书的；学弱在食物链的最底层，虽然很努力地学习，但成绩还是不太好。

这里引入了一个“可感知的努力程度”（perceived diligence），俗称松弛感。

“学神们”热衷表现自己的松弛，来稳固自己金字塔尖的地位。尤其是上了大学以后，他们自然而然就和那些出身小镇、整天学习的“做题家”们划清界限，把后者排出自己的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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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顶尖中学的马术课

纪录片《世界的孩子：我在美国读高中》

我调研的父母里，他们习惯性说自己“什么都没有做”。但其实，他们付出的可太多了，从心理咨询到课业辅导，再到孩子的生活起居，规划孩子每天的时间安排，精细到每5分钟、每10分钟。

精英父母往往是很擅于谋略的。他们看得到10步以外的距离，知道怎么做可以一步到位，怎么做最有效率；他们知道怎么做能让小孩容易接受，也最皆大欢喜；他们懂得在社交关系里应对进退，能够榨取到别人不想告诉你的独家信息。

28位学生里，参加高考的有17人，其中11位都通过自主招生以及其他政策获得了加分。其中包含一些非常隐秘的加分方法，比如奥数冬令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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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加分图表

注：b为“三好学生”，于2015年被废除

当时，有一位名叫浴朗的女生意外在奥赛中发挥失常，失去清华的保送资格。她的妈妈很快跟学校的奥数老师建立了密切的联系，最后打探得知，如果送女儿参加北大举办的一个奥数冬令营，就有机会获得60分的高考加分。后来，浴朗成功考入了清华大学。

这位母亲有很强的危机管理意识，她知道老师身上有隐藏版的讯息，懂得如何靠关系网去获取这些内部消息。

精英父母给孩子的经济支持也是让他们成功的关键。有一个学生因为SAT考试成绩不够理想，一年之内往返新加坡5次，其中包括机票、酒店、报名费，就是为了能让孩子能在分数上更高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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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英们相信自己靠“天分”和“实力”赢得了一切

揭示精英教育如何复制阶层的韩剧《天空之城》

精英群体中，常常会看到一种“我配得”的心态，就是“我够好”、“我值得”，这和东亚语境下，人们普遍的“不配得感”形成了反差。他们在成长过程之中遇到什么需求，只要表达了，就会有人来帮忙。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种“理所应当”的心态。

精英复制就像打牌，少数玩家拿到一手好牌，大部人拿到的则是普通的牌。拿到好牌的人擅长使用各种策略，拿到烂牌的人却常常无计可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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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街头，等待孩子放学的家长

精英们觉得自己所拥有的一切是靠实力得来的，而且喜欢把自己的成绩归功于“天分”。天分这两个字非常地模糊，它把家庭背景、学习习惯等后天的因素，也全都浓缩其中。这种天赋说，合理化了他们从家庭传承来的优势、抹平了不同人之间的资源差异，让一切的分化看上去合情合理。

精英“天经地义”的态度也是全社会默许的结果。这些年，媒体上经常会渲染一些超级精英的成功故事，比如谷爱凌，近期大火的“天才少女”郭文景，媒体报道他们的“努力”与“天资”，但翻看他们的出身和履历，其实对大众来说并没什么借鉴意义。

我在《学神》里说精英们其实是现在社会不平等的一个蛮重要的推力之一，这群学生他们本身的存在，以及他们被教育出来合理化自己优势的这个过程，已经是在造成不平等了。

所以停止“天赋能力说”，意识到精英复制背后的机制、方法，才有可能让我们的社会朝更平等的方向前进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