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危机”席卷中日韩：是什么让东亚女性宁愿孤独终老， 也要不婚不育？（组图）

中日韩由古至今联系密切，风俗文化也有许多相似之处。长期的农耕社会让这三个东亚国家都衍生出“多子”“多生”的传统生育理念。

但近些年来，这三个国家都面临了共同的“人口危机”——出生率“一落千丈”。

东亚地区已成为全球高不育率的“洼地”，每10个妇女中就有4个一直到生育晚期（35岁左右）仍然没有孩子，并且不育率的增速也相比欧美国家更快。

——《中国妇女报》

十几年前，我们还在嘲讽欧美社会不爱生孩子，谁曾想有一天“少子危机”的利剑，会成为刺伤东亚社会发展的重大暗伤。在低生育率这把利剑的背后，还隐藏着一个意想不到的重要因素。

今年8月，韩国合计生育率跌至0.98。

这意味着韩国平均一名女子终生生产不足1名子女，人口死亡率大过于出生率，成为世界上首个出生率“零时代”的国家。

专家预言，韩国将是第一个因人口减少而从地球上消失的国家。

总统尹锡悦宣布韩国进入“人口国家紧急状态”，强调如果不扭转低生育老龄化趋势，韩国的人口最终可能会灭绝。

2021年，在韩国国会的人事任命听证会上，韩国国会男议员郑甲润当众斥责一位50岁的未婚女经济学家不生育，称其“未能尽到对国家应尽的责任”，这引起韩国社会各界的谴责。

“女博士，大龄剩女”、“高知女性，不婚不育”，这样的话题在近些年似乎越来越常见。

欧美国家女性在接受高等教育之后，结婚年龄会显著增长，也就是走向晚婚。但东亚女性在普遍接受高等教育之后，会跨过“晚婚”这一选项，直接走向不婚不育。

2023年韩国统计厅公布的《2022年韩国社会指标》显示，半数韩国人认为一辈子完全可以不结婚，10到29岁年龄段中近6成认为婚后不必生孩子，其中女性比例远超男性。

婚姻已经不再是女性人生中的必选项，高学历女性拒绝结婚的比例更是逐年升高。“三抛族”成为韩国的流行词，即抛弃恋爱、抛弃婚姻、抛弃孩子。

不仅仅是韩国，日本政府2015年的人口普查结果显示，50岁以前从未结婚过的女性为14.06%，这种比例被称为“终身未婚率”。

研究表明，到了2030年，日本将有一半的人口独身。男性并非没有结婚意愿，而是找不到老婆，被迫“打光棍”。但女性不婚，则大多数是个人选择。

这些终生未婚的日本女性自称是“自婚族”：和自己结婚，自己照顾自己，自己逗自己开心，自己挣钱给自己买礼物……

即便是舆论的压力、养老的困境，都改变不了她们的决定。只因步入婚姻对她们来说弊大于利。

中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自2007年开始，中国已婚妇女的生育率的下降趋势便十分明显。2007年的时候，23-27岁的生育率峰值为118.5‰，8年之后，峰值已经下降到了50.79‰。

而据《中国统计年鉴(2022)》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我国单身人口已达2.39亿。不婚人群在单身群体中的占比约为25%，也就是说，每4个单身的人就有1个可能是“不婚主义者”。不婚人群中，一线、女性、30岁以上不婚者占比更高。

其中，在我国女性终身无孩率中，本科以上学历的女性生育率是最低的。

根据2010年人口普查数据，中国受过小学、初中、高中教育的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为1.6、1.35、0.91。特别是，中国受过大学专科、本科教育女性的总和生育率分别仅有0.83和0.79，不仅远低于欧美高学历人群的生育率，也低于日韩的高学历人群生育率。

随着中国未来的大学生入学率进一步提高，00后、10后的结婚率和生子率，只会再创“新低”。有数据显示，如果任由这种水平的生育率持续下去，中国绝大多数城市居民和高学历人口在几代人后面将面临绝后危机。

为什么东亚女性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了?

作家维舟曾经给出过一个解释——

现代化在东亚社会进行得太快。一方面，它鼓励女性进入职场，去成就自我；另一方面，传统的家长制和男权结构却保留了下来。两者冲突导致东亚社会对女性在生育上的支持严重不足。从而又引发“女性的复仇”，也就是媒体口中的“生育罢工”。

换言之，东亚传统的“男尊女卑”，“夫为妻纲”的伦理纲常，随着女性自我意识的觉醒，已经被打破。婚姻的意义从传统的“生产分工”向“消费互补”的模式转变，结婚生子已经不再是女性依附男性生存的必需品，而变成了可选择项。

数据显示，自2009年起，我国高校女生在校人数就已超过男生。此后，高校“阴盛阳衰”现象一直保持小幅增长趋势。因此有媒体甚至打出口号——高校迎来了“她时代”。

越来越多的女性在高校里得到的不仅仅是知识的积累和技能的提升，更是人格的塑造和观念的洗礼。

从前的“不结婚不生孩子，人生就残缺不全”、“传宗接代是人生必须”、“没有孩子，以后老了怎么办”等陈腐观念，已经不再能“洗脑”她们接受过新知识的大脑。

高等教育既为她们找到了实现自我价值的阶梯，也使得她们跳出了传统角色的束缚，不再将自身价值局限于结婚生子，而是转向寻求职场地位和自我发展。

工作上独当一面带来的成就感，远比当某人的贤妻良母更有价值感。

知识改变命运，这句话用在东亚女性身上是非常贴切的。

知识为女性带来了更强的职业竞争力，也让她们拥有了实现经济独立的能力。经济独立带来的底气，使得她们在规划自己的人生时，拥有更多主动权，可以勇敢质疑和挑战“贤妻良母”这个单一的社会角色设定，也可以坚守内心，勇敢追求个人理想和事业抱负。

她们选择跨越“晚婚”，直面“不婚不育”，并非是对传统婚姻制度的全盘否定，而是对个人自由与价值实现有了更坚定的追求。

婚姻和生育不再是人生的必答题，她们的人生是一道多选题，但正确答案牢牢握在自己的手里。

对于许多非坚定不婚主义者，她们面对婚姻的态度更多是矛盾和纠结，其根本原因就是对婚姻未知的恐惧。

作为社会主力的80、90、00大多数独生子女，从小养尊处优，不曾经历生活的磨砺，普遍心理成熟较晚，更自我，也更强调自由。

恐惧进入一段未知的关系，恐惧婚姻带来的生活变化，恐惧生儿育女需要承担的高额费用，恐惧面对两个家庭千丝万缕的联系……

繁琐的亲情维系、牵绊的儿女情长、需要承担的家庭和生活责任、抚养孩子长大要承受的压力，以及对失去原本自由生活的担忧，都会让他们本能的恐惧婚姻、恐惧生子。

同时，高压的工作节奏、高房价高负担、高养育成本……也都是使得年轻人对婚姻“敬而远之”的一大原因。

任泽平等学者联合撰写的《中国生育报告2019》中就曾提到：“住房、教育、医疗等直接成本高、养老负担重、生育机会成本高，抑制生育行为。”

东亚女人结婚，不是嫁给一个男人，而是嫁给一个家庭。

相夫教子、家务全包、孝顺婆婆，以及一系列强加给女性外在的标准，都是许多东亚女性在考虑结婚生育时必须面对的现实难题。

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于嘉在讨论“影响东亚地区不育率升高的主要因素”时曾经总结道——

尽管女性获得了更高的教育和更好的职业前景，东亚地区许多国家仍然陷入“未完成的性别革命”，社会规范继续对妇女尤其是母亲施加巨大的压力，要求她们承担家务、抚养子女和照料老人等诸多责任，而劳动力市场有着严格的时间安排与过长的工作时长，使女性在生育与事业中做出权衡而选择不育。

调查问卷数据发现，85% 的城市女性表示用人单位存在对女性的职业歧视行为。在众多不平等就业条款中，还存在专门针对女性生育的限制。

迫使许多女性在面对生育这件事时，被迫在孩子和工作中进行二选一的两难抉择。大家只会问女性“如何平衡家庭与工作”，却从不会问男性同样的问题。

面对如此困境，如何破局？

韩国电影《82年生的金智英》，上映首日成为票房冠军。女性平均评分9.46，男性观众平均评分1.76，评分悬殊的背后，是传统观念的博弈。

无数的女性追捧，因为，她们在金智英身上看到了自己。

女主金智英就是众多韩国女性中最平凡常见的一员。

从小就感受到作为“女性”的不公正待遇：重男轻女的奶奶、遇到性骚扰、职场上同工不同酬、生孩子后被迫当家庭主妇、丈夫只当甩手掌柜、家务全包、全职带娃的价值遭到无视和贬低、日渐失去自我、人生变得空洞……

不被看见，不被理解，不被允许，是“金智英”们共同的悲哀人生。

这部戏上映后冰火两重天的评价，只因揭露了生活无所不在的性别失衡现象。

2017年5月，国会议员卢会灿将《82年生的金智英》作为礼物送给了文在寅总统，希望他——“拥抱一下82年生的金智英吧！”

同年，韩国劳动社会研究所发布报告《82年生女性的劳动市场实态分析》。

女议员金秀敏发起两项别名“金智英法”的法律修正案提案，旨在完善男女同工同酬制度，并提倡男性申请产假和育儿假，以减少女性独自抚养幼儿的压力。

对于“金智英”带来的席卷式效应，中国版主编任菲表示——“她所经历的困境，往往来自稀松平常，根深蒂固，人人知晓却从未深思的日常小事。真实的力量也正来自于此。”

女性的困境需要被看见，女性面临的现状才能获得改变。

东亚女性越来越倾向于不婚不育的背后，不是简单的“恐婚”、“反抗”、“意识觉醒”，而是社会发展的一个投射，

单纯的谴责“不婚不育”和一味的鼓励年轻人结婚生子，都不是解决困境的办法。

抛弃封建礼法对女性的枷锁，不再延续传统的性别分工；

摆脱“丧偶式育儿”，减少女性育儿路上的孤苦无助；

增强社会保障体系，完善托幼机制和教育体制，减少育儿求学的压力；

加强对女性职业发展的支持和鼓励，为女性提供更多平等的就业机会和福利待遇；

完善社会养老保障体系，减轻人口老龄化对社会的压力……

这不是一件一蹴而就就能做到的事情，需要全社会、多维度、多方面的共同助力。

如何在“生”与“不生”之间寻找到平衡点，在刺激生育的同时又不至于倾其所有，这是值得这场人口危机历史浪潮中，全社会都应当思辨的时代课题。

只有足够包容的社会，给予女性充足的自我空间，提高女性的权利和地位，尊重女性的想法和追求，女性的选择才能够不“剑走偏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