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后才懂得珍惜”成蕾万字长文揭示在华被拘心路历程，反思中共治下自由的真谛（组图）

本文译自TheAustralian，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澳籍华裔记者成蕾在《澳大利亚人报》发布了有关在华被拘、题为《1184天的监禁让我懂得了什么是自由》（Cheng Lei: What 1184 days' jail has taught me about liberty）的自述文章。

全文如下：

失去是最好的老师。

当你被囚禁时，你就会迷恋自由。

我思考了1184天的自由。因为自由如同健康，失去比拥有时更让人感受深刻。

思想上的自由可以解开精神上的枷锁。

当你除了思想的自由外一无所有时，你的思维会被重新激活。我想成为一个在牢房里却能想象自己身处大海的人。

当牢门紧锁时，我的思绪飞向了远方。

书籍把我带到哥斯达黎加的疯狂搏斗中、和George Mallory一起攀登珠穆朗玛峰、在根西岛的抵抗运动中寻找友谊的滋养、为澳洲内陆的尘卷风着迷。

想象力给了我一把钥匙，让我每天都与众不同，创造乐趣。

狱警们经常因为我笑而责备我。他们会打开门，上下打量我：“你为什么这么开心？”

感觉他们才是被囚禁了的一方，被所灌输的信念束缚，无法从生活中找到一丝快乐。

（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

在中文里，“自由”的字面意思即“由于自己”。但是，当我在牢房的灰色现实中反思时，才发现即使在2020年8月13日被关押之前，我也从未真正“由于自我”。

与许多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人，甚至与中国打交道的人一样，我已经放弃了许多自由。

我们放弃了批评政府或其领导人的自由。(在拘留所里，第一条规定不是禁止打架斗殴或制造武器，而是不准诋毁政府及其领导人）。

我们放弃了抗议的自由，因为我们都拥有既得利益——我们的工作、资产和贸易。

我们接受了当地人拥有更少自由的事实。人权律师被关起来，他们的家人受到秘密警察的恐吓。媒体受到严格审查，关于报道什么、如何报道都有明确限制。

在中国的艺术和文学领域，国家控制的绳索一年比一年紧。

（图片来源：网络）

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过，防止囚犯逃跑的最好办法，就是让他永远不知道自己在监狱里。

中国是一个封闭的天堂。

它安全高效，日益繁荣；城市主要建筑的灯光美丽壮观；大型体育赛事顺利进行；每个人似乎都要去什么地方，做什么事情；新闻总是令人振奋的。

如果你是游客，你可以在小巷子里骑自行车，品尝美食，与当地人交谈，乘坐高铁，对着大熊猫“咕咕”叫，或在公园里看着打太极拳的老爷爷和跳广场舞的红裤衩大妈。

如果你是年轻的当地人，那么你从小就会听到“你的国家终于振作起来了，而国际社会却不喜欢它”这样的言论。你会想站出来对抗西方国家的欺凌，证明你们的自由更美好。

如果你是贸易伙伴，你会感到非常幸运。这个国家买的东西这么多，而且付款准时，政治还稳定（得可怕）。

你越是被眼前的一切所诱惑，就越是心甘情愿地放弃你的自由。

（图片来源：澳洲广播公司）

你开始为这一政权辩护，认为为了更好地控制疫情，自由是可以牺牲的。你怀疑中国十几亿公民驾驭自由的能力，觉得最好让中央政府来决定。

你忘记了自己身处一个大型电影布景里，看到的是自由的假象，每个人都穿着看不见的束身衣和天鹅绒手铐。

在那里生活更长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惯用的应用程序无法使用。与当地人谈论他们对政府的感受和愤怒，你会发现他们感到害怕、幻灭，或他们消失了。

如果你试图抗议或请愿，就会遭到粗暴对待；尝试在网上访问特定内容或使用敏感词汇，你的社交媒体就会被封锁。

去向艺术家、作家和表演者询问他们的创作过程，你会对这些限制感到震惊。倘若想要寻找民权律师，他们很可能被关在监狱里，而你无权探访。

问记者他们在报道时有多少自由，他们可能会一边哭一边笑。

问问为国际组织报道的中国记者的家人，你会发现他们经常受到秘密警察的骚扰。

如果你做了以上种种，国家安全部的人就会找上你。

如果你有幸成为国安部免费住宿的长期客人，你就会亲身体验到个人自由在国家机器面前是多么不值一提。

在天安门广场大屠杀35周年之际，我的儿子问我六四事件是怎么回事。我解释了中国人民如何在1989年经历了近代史上最无所畏惧的七周、随后的镇压是如何带来恐惧和幻灭，以及政府如何发誓永远不会让公民自由再次接近这一点。

现在，你去天安门广场必须接受身份证检查，必须忍受大量摄像头的审视，并与便衣警察擦肩而过。

政府希望“穷人”变成“富人”，以确保他们的反抗有代价。

中国进行了迄今为止最成功的一场大规模洗脑实验：对个人自由的限制通过某种方式被视为良政善治的表现。

Paul Keating和王毅（图片来源：《澳大利亚人报》）

当我重获人身自由时，我感到了重生。我重新看到、听到、闻到、尝到了味道。

生活比我想象的还要宽广和明亮。

更有趣的是精神上的解放。我的潜意识中仍然残存着束缚。在睡梦中，当我将一只手臂伸出被子外时，我会担心自己是否违反了规定。

当我笑得太大声时，我会在心里检讨自己，然后才意识到我已经不在那个地方了。

我忍不住在许多层面上进行比较，例如澳洲是自由的，而中国并不。

我看到政客们是多么平易近人（甚至中国也利用了这一点，Paul Keating和王毅的会面就是一例）；

看看进入政府大楼是多么容易；

获取信息是多么容易；

让你的意见被听到是多么容易；

表达不满有多容易；

媒体说出真相有多容易；

（图片来源：网络）

中国的媒体散布了关于我的谎言——说我的父母没有受过教育，在经济上对我施压，所以我才出卖中国来换取澳洲和美国的钱财，直到我在节目中的一次口误暴露了我长期潜伏的间谍身份。

污蔑运动甚至波及到了澳洲，当地的中文媒体翻译了这些编造的故事。

独裁者最初往往也是自由战士，因此他们对思想、言论和集会的自由格外警惕——他们曾经就是依靠这些手段上台的。

在中国的自由框架内，媒体和文化艺术受到控制是为了国家的“稳定”，批评被禁止是为了国家的“安全”，抗议被禁止是为了社会的“和谐”，宗教活动必须在中共的指导下进行。

有多少人真的认为放弃这些自由是值得的？又有多少人假装接受，攒钱准备移民？

西方民主国家陷入了困境。

若选择断绝联系，中国将进一步退缩，与类似国家加强联盟，并利用宣传扩大”敌我“之间的裂痕。

若接触，双方将陷入意识形态之争，而中国似乎更不愿意在这一点上让步。

当中国对限制公民自由毫无歉意时，该如何应对？

（图片来源：网络）

刚被囚禁时，没有两名看守的允许，我不能移动，他们一直跟在我身边。转到拘留所后，我可以站起来在牢房里自由走动！这让我感觉得到解放。

尽管我的身体始终受到限制，但思想的自由是上天赐予我小小的恩赐。

我父母那一代人却不是这样，他们每天都要公开背诵政治口号，不能写日记，因为红卫兵可能会将其作为反革命的证据。

在来到澳洲的几年后，他们享受到了可以随意批评中国，不用担心被监视的自由。

当俄罗斯反对派人士Alexei Navalny去世时，我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哪种政权更不自由？一个是镇压反对派的声音、人们却能公开哀悼的政权，还是一个根本看不到反对派的政权？

自由需要对立面。

Richard Branson曾因逃税在监狱里呆过一晚，之后他说“每个人都至少应该在监狱里呆一晚”，否则你不会意识到自由的珍贵。

因此，1184个夜晚可能有些太长了，但没有什么地方比监禁更让我珍视自由。

我在任何地方都从未更清楚地意识到我们是如何浪费自由的。

我所有的狱友都后悔当初没有多出去走走，没有更多地对亲人表达关爱，没有做一些自己梦想做的事情。

没有人认为自己应该买更大的房子或赚更多的钱。

现在，每当我处于停滞状态时，我都会问自己——我是否对得起来之不易的自由？假如我知道有朝一日我将不再自由，我还会按照现今的方式生活吗?

我是否在尽我所能地学习，以防有一天我无法获得知识？

我是否在向梦想靠近，以防有一天无梦可依？

矛盾的是，当你一无所有时，你是自由的。一旦你拥有了可失去的东西，你就失去了改变的勇气。

同样，一旦你爱上某个人，你就不可能随便离开或改变。

但正是这些枷锁赋予我们的生命意义。

正如Charles Bukowski所问：“当清晨不再有人将你唤醒，夜晚不再有人为你守候，当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做任何事情时，你会将之称为自由，还是孤独?”

澳洲总理Anthony Albanese和中国总理李强（图片来源：网络）

自由方面的对比在6月中旬中国总理李强访澳时最为明显。我引起了中国外交官的格外关注，他们在其他记者的众目睽睽之下，不让我出镜或阻止我报道一场会议，这违背了协议。

对西方国家来说，这是不可想象、不可思议和不可接受的。

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理所当然的。从毛泽东的"政治家办报"到习近平的"党媒姓党"——记者何尝不是政治傀儡？

外交官们厚颜无耻的行为充分说明了国际批评如何次于国内观点。也许他们担心的是：如果一个有前科的前间谍能够报道领导人的会议，这对她的罪行和对她定罪的制度意味着什么？

随后引发了一场国际媒体的喧嚣，与中国的完全封锁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互联网是一座禁锢真相的监狱。

即使中国人走出国门，恐惧依然存在。

最近，我在堪培拉主持一场讨论，口译员因害怕翻译嘉宾可能对中国共产党不利的评论而辞职。

人们普遍认为，与被视为反华的人有一丁点联系都是危险和有害的。

（图片来源：《先驱太阳报》）

就专制国家而言，中国是最棘手的。它比俄罗斯更微妙，比伊朗、朝鲜或古巴更有吸引力，也更成功。

中国的全貌很难被看见。

其控制的某些方面似乎很有吸引力：秩序、效率。正如中国喜欢吹嘘的那样，"我们可以一起做大事"。

只要小部分持不同政见者被镇压，被当作反面教材即可。

只要大众没有体验到真正的自由，他们就没有其他选择。

无论是在澳洲国内还是国外，我们必须为个人自由捍卫发声，帮助人们摆脱潜在的恐惧。

如果我们让恐惧吞噬我们的言论，总有一天，我们会在自我审查的虚拟牢房中舒适生活，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我们会忘记自由的感觉。

如果自由是我们对人性的陈述，那么我们在说什么呢？

*成蕾是一名在中国出生的澳籍记者，曾在中国和新加坡为CNBC和中国国家电视台英语频道工作了18年。

她曾因莫须有的间谍罪名在中国监狱服刑3年零2个月，现任澳洲天空新闻网的主持人。

（Ray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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