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延龄：三国演绎医者情怀（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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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日的墨尔本。清晨的大雨洗刷了街道，空气格外清新。我叩门而入位于里奇蒙德（Richmond）的一幢淡黄色小房子。屋内装饰古朴典雅，门口挂着利玛窦绘制的16世纪的世界地图，客厅里悬挂着主人挥毫而就的花鸟与骏马图。

林延龄（Yean Leng Lim）站在自己初到澳大利亚时绘制的记忆中的新加坡油画前。 (ABC News: Ning Pan)

林延龄教授（Yean Leng Lim）一身西装革履，拄着一柄装饰有三匹马头的银色拐杖，慢慢踱步相迎。向光而坐，这位国际著名心血管专家、莫纳什大学首届杰出校友奖和澳大利亚员佐勋章（AM）获得者向我徐徐展开他数十年执医育人的人生画卷。

疾病缠身的天才小画家

林延龄1948年出生在新加坡。外祖父刘德仁是1930年代中国少数受过西方教育的学生之一，母亲长在厦门，父亲来自福建同安，因1938年日本入侵中国而逃难到新加坡。

童年时的林延龄疾病缠身，刚一出生就“全身皮肤长了烂疮”，幸得外祖母保护才没有被父母丢掉。出生后一年他患上小儿麻痹症，从此右脚一直行走不便。

孩童时代的林延龄。(Supplied)

“有记忆的时候常常生哮喘病，有三次差点也要[丧命]，结果还好也没事，”林延龄说。

他回忆当时父母要做三份工才能养活全家，他和兄弟妹妹都是外祖母和姑婆一手带大，尤其自己经常要去医院。

“外祖母带我去中央医院，要走十几分钟路，到医院有一个小坡，外祖母要绕好大一圈上去，而我从篱笆的一处破洞就钻进去了，那时候很皮，”他回忆道。

在幼稚园里，童年的林延龄因为腿脚不便不用去室外游戏，老师便发给他白纸让他画画，结果意外发现他在绘画方面天赋颇高。六岁时林延龄就在国际儿童绘画比赛中斩获第二名。

此后，母亲想尽办法让不满入学年龄的林延龄破格进入了南洋美术专科学校，开始了他半天上学，半天学画的日子。

入学一年后，林延龄在马来西亚的一次绘画比赛中拿了头奖，他和父亲一同前往吉隆坡接受女王颁奖，父亲任职的银行还特地让父子二人下榻在银行的贵宾室。

“只有那一次和爸爸一个人在一起，坐火车十几个小时，又住了一个晚上，对爸爸印象深刻，”林延龄回忆道。

“贵宾室有很好吃的火腿，从来没吃过。”

13岁那年，林延龄从新加坡最富盛名的美术高等学府毕业。怀揣画家梦想的林延龄没有想到，一场突如其来的变故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肩扛全家生计的父亲病了。

林延龄（后排中）和父母兄弟姐妹。(Supplied)

“我每一天都陪着妈妈在医院陪着爸爸。我就是不知道是什么病，”林延龄回忆说。“那时候只有我英文好一点点，能够沟通，妈妈不能沟通。”

林延龄透露，当时为父亲做手术的是两位享有盛誉的医生和医学教授，但三次手术都没成功，后来要输血却没血，母亲到处找人借钱买血。

“难得来查房时，我上前，他太忙了，没理睬我。第二次我又问，他说没时间，以后吧。后来父亲死了，癌症。

“他是技术上非常好的医生，但不是一个关怀家属的医生，”林延龄说。

父亲在43岁去世令林延龄作出了一个改变一生的决定——成为一名好医生，给更多病人和家属带去纾解和宽慰。

“一门三杰”求学澳洲

1966年，澳大利亚处于白澳政策时代，林延龄考上了哥伦坡奖学金，到澳大利亚受训读医，创下了林家一门三个儿子考上哥伦坡奖学金的传奇。

他先抵达阿德莱德，在阿奎纳学院（Aquinas College）过渡了一个月之后，终于收到了墨尔本莫纳什大学医学院的就读通知。

林延龄自述，刚到墨尔本的那阵子，因为困惑于澳式英语的发音，错把别人打招呼的“today”听成“to die”，闹出了些笑话。

另外一次在澳洲同学家的农场心血来潮的骑马则差点令他丧命。

“我从来没有看到过马，也没有骑过马，这个马很聪明，我的脚还没有踩好，它就开始奔跑，”林延龄回忆道。

“[后来]遇到矮枝，马就把我甩下来，幸亏屁股着地，只有几处擦伤。”

马的主人辛迪（Cindy）夫妇后来参加了林延龄的大学毕业典礼。(Supplied)

闻声赶来的同学家人们大惊失色，也不禁感叹这位年轻人的吉人天相。后来林延龄搬入学生宿舍后，也自写一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书法挂在墙上勉励自己。

正是在莫纳什大学里，林延龄遇到了许多知识渊博、多才多艺的教授，包括解剖学教授埃里克·葛拉斯戈（Eric Glasgow）和妇产科教授威廉·华德斯（William Walters）。前者终身未婚，一生奉献给艺术和科学，林延龄将他视为“人生导师”，后者则成为了林延龄专业上的恩师。

医学课进入到第三年，林延龄迷上了血液动力学。

“生理课很喜欢血液循环，解剖青蛙、兔子，看看血压上来下去，给它药它就变...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要学心血管，”林延龄说。

他决定将医学课程延展一年，修读心脏血管生理研究。但由于当时莫纳什大学的生理学系大力发展神经医学，缺乏专攻心脏血管医学的导师，林延龄眼看就要找不到自己钟意的研究方向的导师，结果机遇翩然而至。

“有一次每周讲座上来了位妇产科教授，招聘一位研究子宫学循环的研究生，我马上跳起来，”林延龄说。

这位教授就是维多利亚女王医院的产科医生威廉·华德斯。读医的第三年，林延龄开始跟着他研究妇女血液循环的反应与变化。

他们的研究发现服用避孕药的妇女血压会高，这一结果发表在国际著名医学期刊《柳叶刀》，这也是林延龄人生的第一篇论文。

Lim with his PhD mentors

林延龄攻读博士学位期间继续研究妊娠期高血压的原因，结果发现交感神经对妊娠期高血压发病机制有着关键关联。他的研究推动了β受体阻滞剂（beta blockers）成为如今妊娠期抗高血压药物疗法的普遍选择之一。

“β受体阻滞剂当时是孕妇不能用的药，悉尼试用了，现在非常普遍，”他说。

1977年博士毕业后，按照哥伦布奖学金的合约，林延龄应该回到新加坡。但这时他获得了以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原本要三年完成澳洲皇家内科学院心脏内科培训的机会，林延龄最终在律师的建议下选择以赔偿方式解决违约问题。

林延龄感叹，当时新加坡政府收回了他的出生证、身份证和护照，并笑称自己至今还收藏着被盖上了“作废”印戳的出生证。

哈佛技术南渡澳洲

1970年代末期，核子心脏病学在美国兴起，这项技术利用能释放出光子的放射性药剂，获取病患心脏的影像，从而更好地帮助和跟踪治疗效果。

1980年代初期，林延龄获得澳大利亚国家心脏基金会的海外研究奖学金，赴美国哈佛大学的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做博士后。

美国首屈一指的麻省总医院令林延龄大开眼界，那里汇聚了四五十名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或临床科研人员，与这些学界佼佼者的合作更让他受益匪浅。

林延龄笔下的枝头鸟和冠状动脉血管颇为相似。(ABC News: Ning Pan)

在那里，林延龄学习了从动物研究转化到人类临床应用的研究模式。他与一位兽医合作的研究成果，创出了麻省总医院后来一直沿用的同位素铊定量检测法。

在麻省总医院的两年还让林延龄有机会近距离学习经皮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的操作。虽然在美国医院里，外国学徒不能动手操作只能看，但天资聪颖且勤奋好学的林延龄不让自己错过任何观摩的机会。

“每个病人早上六点，我去看的是麻省总医院第一例，每次20个病人，我都挤到导管室去看，然后就学会了，”林延龄说。

“看会后，回来[澳大利亚]我就学着做了。”

林延龄将这项世界领先的技术带回了澳大利亚，并由此成为全澳最早实施这项先进技术的医生之一。

之后三十年，这项用球囊扩张法医治冠状动脉阻塞的技术，还将经由他的手，教给数以百计的医生，为千千万万冠心病患者造福。

1982年，墨尔本爱普华医院（Epworth Hospital ）成立心脏血管医疗部门，牵头人是以设计救护车上“流动冠心病加护病室”享誉业界的皇家墨尔本医院心脏病部门前主任格雷姆·史洛曼（Graeme Sloman）。他在亚特兰大的一次业界会议上邀请林延龄加入，共同打造澳大利亚首家能进行心脏外科手术的私立医院。

在当时，私立医院成立心脏病中心是打破传统的新概念，公立医院的大腕医生纷纷反对，质疑私立医院设备不够、培训不佳，担心病人安危。但林延龄却对成功坚定不疑。

“医学发展应该从大创、到微创、再到无创。病人要的是无创。这个应该是最理想的发展，所以应该是对的，”他说。

爱普华医院心脏血管医疗部门的创始“三剑客”。(Supplied)

作为心脏中心副主任的林延龄把从麻省总医院学到的一整套医疗流程及培训搬回到了爱普华，迅速将医疗业务提高到了国际水平。在他和同事们的共同努力下，爱普华医院成为澳大利亚最早可以实行冠状动脉血管成形术的医院之一，跻身澳大利亚介入心脏病学中心之列。

“虽然私立医院的底线是赚钱，但如果专注于底线，那么永远成不了世界级的医院，”林延龄说。

反对者的加入是成功最好的佐证。数年之后，曾持强烈反对态度的阿尔弗莱德医院（Alfred Hospital）心外科主任也改变了立场，亲自加入爱普华医院的心脏外科手术工作。

教育中国年轻医生

1986年，中国领先的心血管疾病诊治中心阜外医院代表访问墨尔本阿尔弗莱德医院，林延龄在会晤中担任翻译。

中方专家在报告阜外医院经验时表示，医院记录的左心房粘液瘤病例高达1300例，而当时的阿尔弗莱德医院有记录在案的仅有六例。

中方专家表示，中国先天性心脏病病人日益增多，即使心脏手术部门开足马力，候诊的长龙在一百年后也不会缩短，中国心脏病医疗护理急需巨大援手。

林延龄被这一数字深深震惊了。在征询了医院和同事的意见后，一项帮助培训中国年轻医生的中澳心脏外科手术联合培训计划在众人的支持下诞生了。

一年后，两位中国外科医生抵达墨尔本，分别前往阿尔弗莱德医院和爱普华医院接受培训。

林延龄后来把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带到了中国。(Supplied)

当时在西方已然非常普遍的冠心动脉绕道移植手术疗法在中国尚未起步，冠状动脉造影技术也处于萌芽阶段。

看到墨尔本的外科同事们在冠脉绕路塔桥手术领域训练中国医生，林延龄萌生出一个想法：为什么不训练中国医生们学会自己刚掌握的经皮冠状动脉成形术，利用导管和气囊取代外科开胸的冠脉绕道塔桥手术呢？

“搭桥是治冠心病，我们治的也是冠心病，同样是堵塞…他教他们动刀，我教他们通血管…在澳大利亚做的人只有几个，我想想不错啊，”林延龄说。

林延龄开始给培训生列出条件：医院要分布在中国东西南北各地、学完后一定回到中国执医、要有全力救治病人的职业精神等等。

“我如果自己去做，一辈子治不了500个病人，最好教他们做。如果一个人能治500个病人，那不得了，”林延龄说。

医学的进步与普世受益常常是信任与成全铺就的。要培训中国医生们掌握前沿技术，林延龄面对的第一关就是获得病患的支持。

“每天进到手术室，[病人]和我打招呼，我向他介绍‘这位是我的助手，来自中国的心血管医生某某某，他会协助我一起做手术，行吗？’每个[病人]都会说，‘当然可以。’为什么？因为我在场，”林延龄说。

他表示，病人过渡出自己的利益是出于对一名医生的信任，信任这位他们慕名找到并把性命交到你手里的医生会好好照顾他的生命，因此他也要对得起病人的这份信任。

“我是一个很仔细的外科医生，我让他们动手是教他们这个动作，他一做得不对的时候我马上接过来了…所以我站在旁边，病人知道没问题的，有一个底线的，”林延龄说。

令林延龄欣慰的是，当年在墨尔本培训的许多中国医生都成为了所在医院的中流砥柱，其中好几位还成为了院士。

但此举也受到一些质疑，因为动到了本地年轻医生的学习机会，导致澳大利亚相关制度在之后趋向更为严格。

林延龄认为，如何看待医治天下苍生和医生自身利益的冲突是一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问题。

“我觉得这是每个人人生价值观的判断，是个人的问题。一个人能够牺牲到什么程度为他人，要根据他整个人的人生观，”林延龄说。

“有很多美国的医生也带中国医生到美国培训学习，很多人想要跟我做同样的事，除非你让他动手，否则他学得没那么深入。”

除了在墨尔本培训中国医生，林延龄和阿尔弗莱德医院及奥斯汀医院的主任医生们还带队前往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杭州多地教授当地医生搭桥手术和介入治疗。

林延龄更是足迹遍布中国大江南北，帮助在中国各地建立了许多冠状动脉介入治疗部门，甚至在大连发生严重车祸导致脚部骨折也未能阻挡他重返中国执医的决心。

林延龄著名的“林氏查房”基本功，也在中国医院里流传。

林延龄提醒年轻医生查房要有人情味。(Supplied)

“要让第一次见到的病人在三分钟之内成为我的朋友，”林延龄说。“和病人打招呼，嘘寒问暖，闲聊家常，其实是了解可能和病患病情相关的信息，建立交情后，再开始专业谈话。”

林延龄一直提醒年轻医生，对医生来说只是普普通通的一名病患，对别人来说，就是独一无二的父亲。

“这是别人的爸爸，只有一个，死了就没有了。你要知道有多严重，”林延龄说。

1995 年，以莫纳什大学附属医院阿尔弗莱德医院为蓝图的厦门大学医学院正式创立了，林延龄被任命为创院院长。这是当时中国特批允许一名外国人士担任国家级大学的全职院长。

林延龄表示，自己一生行医都在效仿心中的偶像、现代医学教育先驱、临床医学泰斗威廉·奥斯勒（William Osler）。

林延龄指出，奥斯勒泽被后世的不仅是他联合创办了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还有他坚持倡导的人文养成教育。

“医生是一个神圣的职业，因为你的对象是人的生命，”林延龄说。

“医学如果没有科学是巫术，医学如果没有人文是匠术。”

澳洲制度引入新加坡

1990年代后期，澳大利亚的疾病诊断相关分组付费制度（DRG）跻身世界最领先之列。这项由美国于1979年开创的医疗付费制度将同类疾病或手术进行分类，对于每一类疾病或手术，按照相同的付费标准进行报销，从而实现医疗保险支付的公正和透明。

新加坡也希望引进这一医疗付费制度，并找到时任博士山医院（Box Hill Hospital）心脏病学内科创系主任兼莫纳什大学医学院副教授的林延龄，邀请他担任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主任，希望他为新加坡打造一个世界级的心脏中心。

“我一辈子把自己看作是新加坡长大的华人，如果有祖国，那么我的祖国一定是新加坡，”林延龄说。

林延龄和李光耀站在画作前。(Supplied)

林延龄接下了这一任务，担任新加坡国家心脏中心主任和新加坡国家医学研究理事会主席达五年之久，并成为新加坡国父李光耀的心脏医生。

林延龄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讲起了一段小插曲：新加坡卫生部长率领包括林延龄在内的代表团飞赴堪培拉和澳大利亚卫生部长签约，时任澳大利亚卫生部长麦克·伍尔德瑞奇（Michael Wooldridge）正是林延龄教过的住院医。

当新加坡部长向对方团队介绍林延龄时，澳大利亚卫生部长说，“我认得这个人，他是我的老师。”新加坡卫生部长闻言大吃一惊，澳大利亚卫生部长却不紧不慢地接着说，“他站错队伍了。” 讲起这段往事，林延龄忍不住笑了。

多年后，身在新加坡的林延龄又被延揽回澳大利亚效力，出任墨尔本大学西区医院心血管治疗中心教授兼主任。

当时墨尔本西部郊区的居民多数属于工人阶级，心脏病患病率居维州最高。林延龄从墨尔本东区博士山、新加坡、厦门汲取了在经费不足中建设的经验，成功为西区医院开设了心脏病介入医疗中心。

该中心迅速成为维州最忙碌的心脏病介入中心之一，并在三年之后获批成为心脏内科培训基地。为表彰他对墨尔本心脏服务做出的重大贡献，西区医院专门设立了 “林延龄介入治疗奖学金”。

林延龄和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介入治疗奖学金获得者们。(Supplied)

雨过天晴。午后的阳光从客厅窗户照进来，温暖和煦。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谈了三个多小时，坐在我对面的林延龄教授博闻广识、思维敏捷，无论是历史、哲学、政治，还是宗教、艺术、文学典故，都被他信手拈来，嵌在谈话中熠熠生辉。

林延龄告诉我，他已经打算好把自己收藏了一辈子的医学典籍等中英文书籍捐赠给杭州的西湖文史馆，希望给年轻医生阅读，以期培养他们的人文素养。

“我一赚钱就去买书，买琴，我所有的时间都用在了追求知识上面，社交媒体什么的我一点不懂。

“我现在捐献的目的就是让年轻的医生能够看这些书，这是我跟奥斯勒学来的，”林延龄缓缓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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