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留学生讲述被骗经历：被精神控制40天，我帮骗子骗了父母26.8万元（组图）

采访时间：2024年8月6日

采访地点：南京市江心洲某小区

口述者：林野（化名），加拿大某高校中国留学生

加拿大时间2024年4月8日，我独自在学校宿舍复习，准备期末考试。手机响了，接通后对方自称是加拿大某通讯公司的工作人员，说我的手机号涉嫌向加拿大居民发布骚扰短信，如果调查属实将会影响我的个人记录进而影响学业。

听到这话，我有点慌，赶紧解释我是个留学生，这件事与我无关。对方的态度十分友善，安慰我不用紧张，称这种情况并不罕见，可能是有人盗用了我的个人信息，随即提供了办理异常手机号的IP地址——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加拿大通讯商柜台，建议我拨打长沙警方的电话报案，并称可以为我直接转接。匆忙和慌乱之间我来不及多想，就接受了对方的“好意”。当时我还单纯地以为报警把话说清楚就没我的事了，殊不知从那一刻起我就掉进了一个专门针对中国留学生的诈骗陷阱里，并且匪夷所思地被精神控制了40天。

“你摊上洗钱的大事儿了”

转机后，电话那头传来一个浑厚有力的男性声音，威严又温和，那正是人们心目中警察的声音。听完我的讲述，他说自己叫严斌，并报出了警号。他告诉我这属于刑事案件，得知我在海外不便到长沙的公安机关现场做笔录时，他说很多留学生有类似经历，所以开通了线上笔录的特殊渠道。接下来他的“表演”可以说是教科书级的。

“严警察”让我下载Zoom软件，共享屏幕，并称将全程录像。刚开启视频的那几秒，我看到了影视剧里常见的公安局的场景，有国徽，有“为人民服务”的背景墙，还有一个穿着警服的身影，但我还没看清“严警察”的脸，那头的视频就关闭了，只有一张“为人民服务”的蓝色海报。

正是那无比逼真的短短几秒，让我彻底相信了对方的身份。做完笔录后，“严警察”发给我一张回执单，单子上有长沙市公安局的印章，右下角还有“我的长沙”App二维码。

骗子发给我的假冒的办案回执单

他告诫我，盗用我信息的人可能还会做更多的坏事，警方要继续挖线索，随即用对讲机吩咐其他“民警”对我的信息进行查询。一阵让人心里发毛的寂静后，他一改之前的和善，语气严厉地再次核实我的个人信息，并质问我是否认识李恩。我被他的语气吓坏了，连忙问他发生了什么事。他说我名下有一张银行存折在2023年11月份有大笔资金入账与李恩相关。

就在我慌乱解释自己不认识李恩的时候，“严警察”告诉我，李恩曾是中国某银行高管，因携款潜逃被抓获，案件正在办理中，专案组就设在长沙市公安局。

“你摊上洗钱的大事了！”“严警察”的声音听起来正义无比，接着用审问的语气反复询问我和李恩有过什么接触，是否买过李恩经手的理财产品。

在他口中，我是犯罪嫌疑人，涉嫌洗钱268万元，公安机关将联系中国驻加拿大大使馆和加拿大警方走遣返流程，将我遣送回国接受调查。如果说刚开始“配合调查”时我有一种“身正不怕影子斜”的心安理得，此刻我已经有种“浑身是嘴也说不清”的惶恐和害怕，对方口中的“机密”“A级”“遣返”“抓捕”“判刑”等话语始终回响在我的脑海里。

骗局环环相扣，我被精神控制

“严警察”还警告我，案情重大，所有信息都要保密，不能告诉任何人，包括亲朋好友，以防他们有意或无意泄露案情。同时为了保证我不会潜逃，也为了防止犯罪嫌疑人的同伙伤害我，对方要求我要一直在Zoom中点开录音和共享屏幕，除睡眠外每两个小时汇报一次自己的行踪。这意味着对方屏蔽了我与外界的联系，而我失去了向亲朋好友求助的可能。

至此，诈骗分子实现了对我的精神控制。

每天晚上，也就是一个人最孤独、最脆弱的时候，“严警察”都会约我谈话，一步步了解我的家境，我在国外的生活状况。他推心置腹地表示很理解我的感受，还让我心情不好时找他聊天排遣，这让我在孤立无援中更加信任他。

就这样过了近两周，我已经习惯了每2小时一次的报备。有一天，他突然告诉我，他相信我是清白的，但是专案组的“检察官”胡永超仍执意将我遣返回国，我唯一的机会就是写一篇自我陈述交给“胡检”，交代从小到大的生活经历，表明自己没有作案动机。第三位骗子正式出场，并成为诈骗我们全家的关键人物。

几天后，“严警察”和“胡检”还上演了一出“双簧”。我在被线上约谈时，在聊天软件中听到，严警察敲门说“报告胡检”，然后陈述了我的情况，认为我不具备作案动机，建议不要遣返我。“胡检”当即发火，斥责“严警察”工作不严谨不规范。这让我对“严警察”很感激，也在心理上依赖他。

4月20日，“胡检”要和我进行“单独谈话”。在这场我只能听到声音的网络通话中，他以严厉的语气说，考虑到我的学生身份，我只需要缴纳涉案金额的1/10作为保证金，即26.8万元，就可以暂不遣返。谈话结束后，“严警察”让我用文字形式报告谈话内容，并假装这才知道解决方案。

此时，距离我接第一个诈骗电话已接近两周，他们环环相扣对我进行精神控制，终于开口要钱。这些天我虽然和父母有联系，却因为恐惧对此事只字未提。而“严警察”这个骗子，不仅对我嘘寒问暖，还对我进行普法教育，而惶恐不安的我，已经把他当成了救命稻草。

骗子给我发送如何正确使用身份证的科普海报

反诈中心的紧急提醒，被我当成骗子电话

当我向“严警察”表示我的留学费用都是父母支付，自己没钱缴纳“保证金”时，他说让我努力想办法，并提醒我如果不交钱还会被遣返，这么多天的努力就白费了。

向父母要钱成为唯一的方案。两天后，我把包括生病需要钱在内的借口说给“严警察”，他一一否决，然后说同事家孩子留学时申请学校助教时，交了一笔钱，我可以依葫芦画瓢，说导师可以安排我当助教，但需要提前支付下一学年的费用，以证明自己有能力继续在学校就读。我一年学费大概5万加币，这和让我所缴纳的“保释金”金额差不多，想必骗子也是精心考虑过了。

就这样，我在“严警察”的劝说下，伪造了一封助教招募函发给了父母，并请他们为我筹钱。他们万万想不到从小老实巴交、从不撒谎的我，居然配合骗子一起骗他们，因此丝毫没有起疑心，他们向亲朋好友借了钱，在5月8日汇给我27万元人民币。

我将26.8万元在5月9日分三次打入“严警察”提供的一个安徽宣城中国工商银行的账户。几小时后，我就接到了上海反诈中心的来电，提醒我这几笔汇款不安全。当我向“严警察”询问时，他说现在有很多冒充反诈中心的电话，让我无需理会。

几乎与此同时，妈妈也接到了反诈中心的电话，当时国内还是深夜，可想而知父母有多担心，他们拼命联系我。我又按照“严警察”教我的，坚称没有被骗，让他们不要担心。见我执迷不悟，父母一起去派出所报了案，可我却对“严警察”深信不疑，无论家人怎么给我打电话，我要么不接，要么在电话里表示无可奉告。

就这样，我们全家失去了冻结骗子账户，追回损失的最佳机会。

接下来的几天，我仍然和以前一样，每2小时报一次自己的行踪，直到5月14日暑假回国。

直到此时，骗子还在骗我，“严警察”称将派一个特别行动组解决我的事情，但前提是我在飞机落地后，立刻去两个公安分局或派出所拍摄自己进出的视频，需含门头、国徽等内容。事后回想，当初我在视频中看到的公安局画面可能就是这样来的。

因为被警察依法阻止，我并没有拍摄成功，但即使“剧情”已如此“狗血”，我仍然没有警醒，直到5月18日“严警察”不再回复我的信息，我才如梦初醒。当天去派出所做了笔录，父母才知道这40天里我究竟经历了什么。

这些天我反复思考自己怎么就成了骗子的“帮凶”，居然帮助他们骗父母，而自己为什么又那么傻，被骗得团团转，智商几乎为零。办案民警安慰我说，骗子的手法是精心设计的，这是一种精神控制的手法，任何人都有可能上当受骗。

直到现在，案件仍未告破，我们家的损失也没追回。讲出这样的经历并不光彩，甚至有点尴尬，但我想公开骗术就是最好的反诈，但愿我的经历能让更多的留学生家庭提高警惕，让这类骗术再无受害者。

心理专家解读：一个人如何被精神控制

南京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研究中心主任陈昌凯认为，诈骗分子在该案件中多次使用了商业营销中的“登门拜访效应”。从手机号发送骚扰信息到涉及洗钱案，就是从一件让人容易相信的小事入手，把受骗人从信任关系里拖进一件更大的事情中，即“先小后大”的反向“登门拜访效应”。而从严重到要将受害人遣返回国，再到交保释金就能有回转的余地，则是一种“先大后小、先有麻烦再有解决方案”的正向“登门拜访效应”，这会让受害者更容易接受骗子提供的解决方案。

陈昌凯介绍，诈骗分子还利用了“斯德哥尔摩效应”。由于“严警察”持续扮演一个善解人意的角色，使得受害者从施害者身上获得了情感上的支持，产生依赖和信任，并协助施害者完成他的种种要求。

诈骗分子始终让受害者处于“封闭”状态，不让他把信息泄露给任何人，并时刻监视其手机内容，使得受害人一直内耗在恐惧之中，正是骗子惯用的另一项心理战术。在消极情绪中，人的判断力、思维能力等都会有所下降，从而无法作出理性判断，造成当局者迷。

他提醒道，留学生人生阅历不足，远离亲人，正是实施诈骗的理想目标。警惕电信诈骗，不妨多学习一些心理知识，多了解一些诈骗案例。多一次传播，就少一分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