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权五姊妹”十周年：从苦哈哈到乐呵呵，海外中国女权人士藉“另类脱口秀”反抗父权（组图）

本文转载自BBC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

十年前，中国女权行动人士在“五姐妹事件”中遭到打击，几乎销声匿迹；十年后，一些出走海外的女权主义者和年轻一代发起“女权开放麦”（open mic）找寻自己的声音——这种“另类脱口秀”成为她们手中自我赋权、自由表达的武器。

不久前，在纽约一个酒吧的地下室，上百位观众挤在狭小的空间里，观看一场“女权开放麦”演出。昏暗的灯光，简易的舞台，气氛却十分火热。

“在遭遇网暴那一周里，我做了两件事，一件是写文章回应，另一件是自慰。我边自慰边想，女权运动何去何从。古有周恩来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读书，现在有我为中华民族之崛起而自慰”。

表演者是中国女权主义者梁小门，这是她第一次登上“女权开放麦”的舞台。那个段子她现在回想起来“有点尴尬”，但现场的鼓掌和欢呼声非常热烈。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在纽约、多伦多、伦敦等许多地方，陆续出现“女权开放麦”演出

“我立刻觉得，我的遭遇得到了关注，也得到了理解。”梁小门回忆。

当时的她尝试把女性自慰理解成对身体的掌控，先掌握了自己的身体才可能掌握女权运动的发展；用这两者的关系进而影射读书与中华民族崛起之间的关系。

“在我看来，女人对自己身体的掌控，有时候跟读书一样有力量。中国人的女性权利提升，也跟中华民族息息相关。”她说。

梁小门提到的网暴事件发生在2022年4月，中国官方《环球时报》国际时评团队的微信帐号“补壹刀”发文，点名指责她在美国推动所谓的中国女权运动，是“美国意识形态‘反华产业链’的重要一环”。文章发出后，她在网上遭到各种辱骂，甚至人身攻击。

梁小门发表文章进行反驳，但文章再次被封禁，她用了12年的微信帐号也被禁言。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梁小门说自己从“开放麦”中“重新找到了表达欲望”。

“女权五姊妹”事件

33岁的梁小门从大学时起就开始组织和参与女权倡议活动，但“五姐妹事件”后，她迫于压力离开中国，目前在纽约做律师，为低收入者提供法律援助。

2015年国际妇女节前夕，五名中国青年女性因计划一次反性骚扰活动，被逮捕并遭刑事拘留，引发广泛关注，后被称为“女权五姊妹”事件。

从此，走上中国街头为女性权利发声变得不再可能，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维权律师和劳工工作者被抓捕，致力推动LGBTQ权利的机构在压力下关闭，中国公民社会进入寒冬。

当年，梁小门刚大学毕业一年，和五姐妹一起推动反对公交车上的性骚扰，但没想到，活动还没开始，年轻的伙伴就被拘捕。

梁小门的父母受到问询，她自己也备受压力，不知道未来的路该怎么走，“觉得很迷茫”。一年后，她离开中国，打算边读书边思考女权议题。

到了海外，她没有停止关注妇女权益，仍在中国国内社群媒体发表文章表达看法，但文章经常受到审查而被封锁，包括2022年的那次网暴。

“我好不容易鼓起勇气写出来的文章会被删掉，或者要自我审查一些词语才能发出来，我的想法被大打折扣。”梁小门说，她逐渐对公共表达失去了兴趣。

图像来源，Reuters “女权五姊妹”事件引发国际关注，许多地方的街头抗议都有这五名女性的头像。

“女权开放麦”舞台上卷土重来

一次偶然的机会，梁小门在与朋友交谈中受到启发，开始壮胆登台，尝试“开放麦”，后来成为表演常客。

这正是近年来一些离散海外的中国女权行动者找到的新表达空间。在纽约、华盛顿、西雅图、多伦多、伦敦、荷兰、香港等地，女权和酷儿主题的脱口秀演出陆续兴起。她们以搞笑、诙谐的方式关注女性和LGBTQ权利，也为新一代中国女权人士提供了自我表达的平台和凝聚的力量。

梁小门参加的是纽约“女子主意”举办的演出，这个草根团体是较早举办海外华语女权开放麦的先驱，目前有约10位核心成员，自2022年成立以来，已举办20多次公开演出。演出场地从可以容纳十几人，扩展到几百人，并公开售票，目前平均两个月举办一次演出，形成了较成熟的运作模式。

“参与者的政治光谱不同，我们的主要诉求是希望给演员和观众提供一个相对安全的环境，尽可能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对中国政治审查或各种社会问题进行批判和反思”，一位核心组织者告诉BBC。出于安全考虑，这位中国女性权益工作者要求匿名。

这位组织者说，不少团队成员回国时受到监控，或者家人被监管部门骚扰。她们曾在网上发布的脱口秀片段被作为证据，部分内容涉及对中国领导人的讽刺。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在国际妇女节当天，全球许多城市都会举行关注女性权益的活动。

过去半年多，“女子主意”开始尝试不同的演出方式，也举办线上工作坊，与其他地方的团体分享组织和表演经验。“我们希望连结社群，让大家有空间去表达，或者有空间相互认识。”上述组织者说。

长期耕耘在妇女权益领域的冯媛对BBC说，过去十年，尽管以NGO为主要形式的公民社会的行动者进入低谷，“但更多的个人、非正式群体/小组，以更加灵活多样、时隐时现，甚至以让人意想不到的方式来表达自己，提出诉求，变革社会。”

她表示，关注女性权益者过去多数用政策建言、学术研究、街头抗议或法律诉讼等途径，但现在，脱口秀作为一种娱乐形式，降低了参与门槛，让普通人也能“在笑声中思考和表达有关性别、身体、自我意识等话题，也在这个过程中找到同温层，让更多人听见。”

“这表示中国女权运动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我们不止苦哈哈地去争取权益、去大声疾呼，我们也可以乐呵呵地来表达自己。”冯媛说。

用故事疗愈性侵创伤

10月一个周末，在纽约曼哈顿一家意大利餐厅里，一场“故事开放麦”正在上演。

顺着旋转楼梯来到地下，出现由餐厅改造的表演场地，700多平米，可容纳上百人。舞台设在逃生门前，左边挂着主办方“女子主意”四方格的布艺设计，右边是设计成书的样子的大海报，写着“第一章，做自己故事的讲述者”。

主办方以“故事”来命名，是希望鼓励演员用个人的叙事方式和风格讲述自己的遭遇，包括作为性少数的出柜，遭遇性骚扰的经历，获得政治启蒙的过程等等。

淼淼是其中一位演员，她2017年来到美国，曾在纽约一些英文主流脱口秀中演出，也办过自己的脱口秀专场。她曾遭遇性骚扰，脱口秀对她来说是“应对创伤的过程”。

2021年，淼淼在与男友发生亲密关系时，要求对方戴上避孕套，对方谎称说戴了。性行为过程中，她发现受到欺骗，口头叫停，但对方并没有停下。

“一秒钟我就蒙了，身体立刻僵硬起来。”淼淼对BBC回忆起当时的反应。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故事开放麦（open mic）

“一个念头出现，我是不是遭到了性侵，”这种想法在她脑海中徘徊。但顾及到个人安全，她赶紧逃出来，回到家里。后来她跟两位美国朋友说起，对方告诉她“这是性侵”，她才反应过来。

大众通常对性侵的理解局限于用粗暴、胁迫、恐吓等方式实施的性行为，但在有些地方，一方没有表示“同意”，或双方没有按照约定进行的性行为，也被划为性侵范围。

淼淼后来报警，尝试讨个说法。警察录取了口供，但表示纽约州没有偷摘保险套（Stealthing）相关法律规定，后来不了了之。

她始终接受不了这件事，不断质问自己，“如果我当时没有怎么做，或者有其他反应，是不是这件事就不会发生？这是不是我自己的错？”

在这期间，淼淼被诊断出患上创伤后压力症（PTSD）。每次她在公交车上，有男性靠近，她就感到呼气局促，精神紧张，这种情况持续了九个月。

为了疗愈创伤，也为支持有类似经历的人，她在一次脱口秀演出中讲述了这段经历。

“对我来说，这些创伤和压力都可以通过创作和反复讲述来帮助自己接受，也让我从中找到自己的叙述方式，获得一些控制感”，淼淼说。逐渐，她觉得蒙在心里的阴影明显少了一些。

冯媛说，“在一些条件下，脱口秀可以成为一种治愈的力量”。据她观察，有些开放麦团体会在演出前组织读稿会，在保护隐私的情况下请演员读出自己的作品，其他人给与反馈。这不仅能提升表达技巧，还能提高大家对事情的认知，找到自己的内在力量，并与伙伴一起共同应对困难。

“有了一些规则和共识之后，就能成为赋权的一种方式。”冯媛说。

图像来源，BBC News Chinese 一些开放麦表演设在由餐厅改造的场地。

“跑调”《新闻联播》挑战权威

在“女子主意”的演出中，有一项常规节目叫“新闻月播”，模仿中国官方媒体CCTV每晚7点定时播出的《新闻联播》——这个节目被视为官方喉舌，播报当天发生的重大时政新闻，自1978年开播以来，是中国新闻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

“新闻月播”中，在同样的音乐背景伴奏下，两位主持人播报当月中国社会备受关注的事件，以幽默、调侃的方式表达。

“像是一个跑调的《新闻联播》”，一位主持人对BBC说。

在2023年一次节目中，“新闻月播”对疫情期间发生的一次民众示威事件进行播报。那是发生在2022年底的事，由悼念新疆乌鲁木齐火灾中的丧生者而起，蔓延至全国多个地方，形成反对清零政策的示威潮，被称为“白纸运动”。

主流的《新闻联播》中几乎不可能播报这类事件，或以很少的篇幅报道，但在脱口秀演出中，主持人还邀请了被称为“战狼外交官”的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由演员扮演）进行回应：

“你所说的个例非常片面，在中国年轻人之中，我相信没有代表性。抗击疫情期间，生活在中国的人都在偷着乐呢。”

台下笑声不断。

在最近一次脱口秀演出中，两位演员设计了“当开封骑手遇到‘六四’骑手”小品。她们分别扮演当今中国大学生和八十年代大学生。前者影射去年11月约10万大学生骑共享单车，从郑州前往开封吃灌汤包；后者影射1989年夏天，北京各校大学生骑行到天安门广场参加集会，要求民主和言论自由。

这两个角色穿越时空交谈。当代大学生问：“你在什么群组？说不定我们是群友。”他指的是微信上建立的聊天群组。

八十年代大学生回答：“群？我在北高联（北京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那是在示威期间抗议学生成立的自治性组织，官方视为非法。

当代大学生回应说：“你们的群名这么正式，我们的群组叫做‘一起吃包子’。”

创作者告诉BBC，她们希望通过两代大学生集体骑行，来影射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2024年11月，河南省大学生成群结队参加夜间骑行。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1989年天安门广场抗议期间，大批学生骑着单车在北京游行。

对抗海外华人圈的厌女文化

“女权开放麦”创作者的想法层出不穷。

在伦敦，00后留学生Lily和伙伴一起成立“闪电女子”团队，闪电是“煽颠”的谐音。她们第一场演出就以“我的闪电时刻”为主题，鼓励演员把自己做过的直接反抗父权制的事情讲出来。

Lily说，许多朋友都有“非常强烈的意愿”参与脱口秀，这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觉得，女性的声音在海外权益倡导活动中没有被听到。

Lily从来没在中国参加过街头运动，但在海外华人圈，时不时发生的游行对她产生了强大冲击，她“如饥似渴地学习”。在抗议现场，她发现许多标语令她感到很不舒服，比如把反抗对象贴在一个裸女的身上，“非常厌女”，她说。

“我开始想，到底女性的声音有没有被听到”。

后来，她们举出这样的标语：“民运男，你的袜子是谁洗的，你的稿子是不是有你老婆当免费的翻译。”

这些经历凝聚了一众像Lily一样的新一代女性权利关注者，她们把创意带到脱口秀演出中。

“我们在许多笑中带泪的故事中产生了共鸣，发展出非常珍贵的关系，和线下抗议不一样。”Lily说。

“它很好笑、很好玩，可以抱着完全轻松的心情来参加，而不是非常沉重地、苦大仇深地去探讨什么政治话题，我觉得这种幽默是非常重要的自我赋权的一种方式。”

图像来源，Handout 在伦敦的一个开放买团队称自己是“闪电女子”，组织者说闪电是“煽颠”的谐音。

脱口秀的“红线”

香港浸会大学传播学院副教授闾丘露薇对BBC说，“女权开放麦”在海外流行起来，一定程度是受到中国国内单口喜剧（Stand-up comedy）的影响。

“这几年单口喜剧在国内非常受欢迎，在受众人数方面，尤其是年轻人娱乐消费形式，上升非常快。尤其是围绕脱口秀产生一些性别话题的讨论，或多或少会产生一些示范性作用”。

不过，在国内审查环境中，脱口秀这项冒犯的艺术也触碰到“红线”。

2023年5月，一位脱口秀演员在演出中讲了一段关于他收养的狗的玩笑，说这见到这两条狗时他们在追松鼠，让他想起八个字：“作风优良，能打胜仗”。

这条段子引发舆论地震，被批侮辱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官方媒体发文批评，称“价值观立得端，言行才不会跑偏”，文化部门对这位演员所在的公司进行调查，公司被罚上千万人民币。

闾丘露薇博士说，虽然在海外的女权脱口秀没有了自上而下的压力，但只要和国内还有连结，包括和家人往来，那么在议题的选择上仍会受到限制。

据她观察，“在纯性别议题上可能比国内的讨论要开放，但如果涉及到政治或人权议题，从制度上来批判政府或父权主义的话，还只是很少一部分人这样做。”

为了提供相对安全的环境，海外各地“女权开放麦”的演出通常不允许拍照、录音和录影。有工作人员会在现场巡视，检查是否有人违反规定。即便记者提前与擧办方沟通，也会再次受到提醒，不要拍摄演员和观众的正面照片。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过去几年，中国新一代年轻女性对单口喜剧的兴趣大增。

当然，这种担忧也成为热爱脱口秀的演员的段子。

伦敦“闪电女子”的演员Ray在一次演出中说，她有次回国，因担心参与过开放麦演出而被逮捕，于是做了很多准备。其中包括把常用的电话卡藏在月经棉条里，以防海关搜查，“还不是那种导管式棉条，是指入式棉条，因为盒子比较小”。

“我就是祈祷那些来搜查我的人，会被自己的厌女情结所蒙蔽，不会去翻我的棉条盒，”Ray说。

事实上，没有人搜查她。她把这件事写成段子，试图“放大它的荒谬性”：“棉条能帮你解决问题，非常有用。所以别人求神拜佛，我拜棉条！”

与商业性质的“开放麦”不同，许多“女权开放麦”通常不以盈利为目的。较为成熟的团体尚且可以在场地租用和票务收入上达到基本平衡，但仍无法支付演员劳动报酬，一位组织者形容是“用爱发电”。

在审查和资金双重压力下，海外女权脱口秀能否持续下去，进而影响中国国内的女权发展，还是一个问号。

在纽约的梁小门认为，海外女权社群很大程度上受到中国国内发展的影响，行动者还在持续探索不同的形式。

“脱口秀某种程度上是为了保留一些火种，让我们继续去探索。”

本文转载自BBC中文网，仅代表原出处和原作者观点，仅供参考阅读，不代表本网态度和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