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国人永久居留权惹争议 古代中国又如何管理“化外人”

自从2020年2月27日中国司法部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后，惹起的反弹声浪至今未歇。毕竟当前计划生育政策未彻底解除，条例本身又有太多模糊宽泛的灰色地带，如第十九条“外国人因其他正当理由需要在中国境内永久居留的，可以申请永久居留资格”便是，加上部分政府单位或高校过度优宠外国人士，故激起的民怨并不小。其实自古至今，中国从没关上接纳外国人居留与归化的大门。

中国官方发布外国人永久居留征求意见稿后，中国民众集体抗议受瞩。（微博@海外投资移民规划师_Chris）

在中国古代律令里，将居留于中国的外邦人定义为“化外人”，其主要来源有几项：一，因母国天灾或战乱而入华，比如昭武九姓中的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一带）君王阿布鲁依（Abrui）过于暴虐，就导致当地粟特人四散逃难。尔后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中亚粟特移民有增无减，自新疆乃至营州（今辽宁省朝阳市）均有其聚落。

二，在中原王朝对外战争时遭掳掠过来，如唐朝消灭高句丽、百济后，迁徙大批遗民至河南与陇右一带，怛罗斯之战中的唐军主将领高仙芝，便是高句丽后裔第二代。三，主动迁徙或降附，这是占最大多数的来源，譬如经商的粟特、波斯、回纥、阿拉伯乃至犹太人均是。端举一例，唐肃宗上元元年（760）刘展叛乱时，平卢节度副使田神功奉命平叛，结果“神功兵至扬州，大掠居人，发冢墓，大食、波斯贾胡死者数千人”，足见停驻于中国的胡商人数之众。

这么多的外来人口，古代又是如何管控呢？原则上，中国历代王朝允许化外人保留原有风俗甚至组织，未强制改变渠等衣食语言，接着再别设机构管理之。比方从北魏开始，朝廷便敕封粟特移民首领为“萨宝”（又写作萨保、萨甫），北周、北齐、隋唐俱因袭这官职。隋朝还具体规定“诸州胡二百户已上萨保，为视正九品”，唐朝亦对萨宝与掌理粟特人信仰（祆教）事务的祆正等官职流品，作出几次变革。而从出土的北周虞弘墓志与唐代曹君墓志还可发现，萨保府下还有车骑骑都尉与统领乡团的军职功能，更显见粟特移民人数的繁多，以及中原王朝已注意到可将渠等组织成骠悍的武力。

部分单位对在华外国人的差别待遇，引起中国社会的不满，如2019年南京地铁二号线选择性执法的事件，最后令南京地铁出面道歉（微博@南京地铁）。

还有唐代自山东半岛以迄江浙的沿海地区，还居留大量新罗人，并在城郭里形成新罗坊与乡野中的新罗村，唐朝特地设立勾当新罗所统辖之。依据日本僧侣圆仁（794─864年）随遣唐使求法所撰写的《入唐求法巡礼行记》一书记载，圆仁途中遇见大量新罗人，当其离开扬州时，便募得“新罗人识海路者六十余人”驶船。圆仁拜访过的登州赤山法华院（位今山东省荣成市石岛镇西车村），也是由于唐朝担任过武宁军节度使下小将、后返国镇守清海镇（今韩国莞岛）的新罗人张保皋（790─846年）所修建，因此“其讲经礼忏，皆据新罗风俗，但黄昏、寅朝二时礼忏，且依唐风，自余并依新罗语音。其集会，道俗老少尊卑总是新罗人”。

从这些史事可知，中国古代对多民族的包容，故这些化外人在几代之后几乎都汉化成了声教之内的黎民，很难寻出外来痕迹。但应注意的是，中国多元社会的抟成，既有文化上的大气恢弘，亦有法律政策的刺激，所谓“夷狄进中国则中国之”，实含有积极管理的一面，绝非片面放任，因此才会设官制律加以统领。

如唐代首度在律令里制定“化外人相犯”的条例，规定“诸化外人，同类自相犯者，各依本俗法；异类相犯者，以法律论”，当不同国度的侨民发生纠纷时，便依照中国法律裁断，但遇外邦同族人有纠纷时，则是依照其原有风俗裁决。此外，《唐律》还规定“诸蕃人所娶得汉女为妻妾，并不得还蕃内……如是蕃人入朝听住之者，得娶妻妾，若将还蕃内，以违敕科之”，对化外人与中国子女的通婚与流动作出限制，体现中国王朝在控制个别人身上的逐步趋严。

外国人永久居留，一时间引发中国民众集体抗议。（微博@图宾根木匠）

到了宋朝时，《宋刑统》虽大体沿用《唐律》，但对于化外人的管理又更深化。《萍洲可谈》里就记载广州蕃坊的法治情形，虽仍让蕃长依本俗法令处罚，但“徒以上罪，则广州决断”。还有张昷之（985─1062年）担任广南东路转运使时，发现“夷人有犯，其酋长得自治而多惨酷，请一以汉法从事”，要求统一以中国法律审判。

再如汪大猷（1120─1200年）出任泉州知府时，也拒绝采纳蕃商只要不是犯伤害罪便以牛只赎刑的习惯，宣称“安有中国用岛夷俗者，苟在吾境，当用吾法”，这与现代法律中的属地主义毫无二致。而到了明清时代，更直接表明化外人犯罪“并依律拟断”，与对待本国人民已没有区别。直到欧美列强夺去领事裁判权后，中国对境内化外人的管辖权才被摧抑，但仍尽力限制租界范围与拒绝给予外人内地杂居权，以免司法主权遭受更大伤害。

部分学者习惯以文化开放与封闭的落差，来解释比唐代以降的中国风气变化。但实际上，让化外人依照本俗论处虽有照顾彼辈民情的弹性，却让蕃长或本族领袖们有机会上下其手，失去法律应有的惩戒作用与公正，也徒生更多纠纷，因此将化外人一体纳入中国法律反而有较多保障。何况随着国家组织不停的进步与严密，对境内各族各国人民实行统一化管理是必然的趋势，即便在现代主权观念未萌发的古代中国，也是按照这规律在完善自身治理体系。

因此，中国官方如何真正落实《外国人永久居留管理条例》里“在中国境内的永久居留外国人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条文，不再发生诸如福州违规埃及籍学生追打交警、南京地铁执法人员对外国人选择性执法等违反公平的事件，才能真正弭平民间对该条例的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