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读懂:2019澳洲大选议题如何影响股市?
今年5月澳洲将举行联邦大选。银行监管、红利抵免、边界安全、能源政策……都已成为澳洲两大党派自由党和工党鏖战的战场。
今年5月澳洲将举行联邦大选。银行监管、红利抵免、边界安全、能源政策……都已成为澳洲两大党派自由党和工党鏖战的战场。
本周三,澳联邦财长Josh Frydenberg在《太阳先驱报》上发表文章,再次抨击工党的红利抵免(Franking credit)政策。
不仅如此,近期Josh Frydenberg财长多次在多个场合就红利抵免政策展开激辩。就在周三发表文章的当天,他还在议会大厦参加一个退休者联盟组织的活动时,将改变红利抵免政策称为“550亿澳元的退休税”。
本文将带您读懂:红利抵免(Franking credit)究竟是什么?它何以成为联邦大选的重要议题之一?它的改变将对股票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
红利抵免(Franking credit)是什么?
红利抵免是澳洲税务系统中的一个制度,股东在取得公司分红时,会同时收到红利抵免凭证,代表承认公司利润已经缴纳过公司税,为避免公司利润被双重征税,股东在纳税时可用红利抵免凭证来减少个人或养老金基金的税费,对于不支付任何税的股东则可以把这部分红利抵免变为现金由税务局退还给他们。
由此,澳洲的股息一般分为完全免税、部分免税和不免税三种。
免税股息,指上市公司已经为所得利润付税,投资者不必为派发到手中的股息付税。投资者获得的每份股息上都附带“红利抵免”,有此凭证,股民应付的个人所得税可以得到相应减免。
股息不免税,意味着上市公司没有为公司利润付税,股东也就得不到红利抵免优惠。
这一退税制度是霍华德政府时期由时任财长的科斯特罗引入的。
红利抵免何以成为联邦大选焦点议题?
按照澳洲的税法,税务部门会对公司的利润征税。然后,公司可以选择将税后利润作为股息分配给股东。如果股东再为所得的股息缴税,相当于税务部门对公司利润征税两次。
在霍华德政府引入红利抵免税制以前,澳洲政府对公司利润实行双重征税方式,即公司和股东均需按照所得的公司利润缴税。
1987年,澳洲前总理霍克(Bob Hawke)与财长基廷(Paul Keating)的工党政府实施了股息抵免制度(dividend imputation),以防止双重征税。在这种制度下,公司仍然会缴纳公司税并向股东派发税后红利,但公司可以申报,所支付的股息中可以抵免多少税款。
带有抵免税的股息被称为“免付税股息”。根据以前的制度,获得免付税股息的股东可以在纳税申报单上申报股息和退税信息,并有权向澳大利亚税务局申请税收抵免。
在这一制度下,超过纳税人的纳税义务的超额抵免税额就“丢失”了。基本上,股东可以将他们的纳税义务降低到零,但他们无法要求现金返还。
2000年,在霍华德自由党政府当政时期,政府将红利抵免税额完全退还,这意味着股东不仅可以将其纳税义务减少到零,还可以获得现金返还。
在实践中,这一制度是这样运作的:
第1步:股东拥有某公司(以下称为“ABC公司”)的1000股股票。 ABC公司税前利润为100澳元,并支付了30澳元的公司税(公司税率30%。ABC公司的税后利润为70澳元,它决定将所有税后利润派息给股东。
第1步很简单明了,但接下来就变得有点复杂:
第2步:税务局(ATO)从ABC公司获得30澳元的税收。 ATO还承担30澳元的退税义务 ,相当于是给股东的“借条”。
第3步: ABC公司的股东现在可以从公司获得70澳元的股息,并从ATO获得30澳元的税收抵免。因此,股东的应税收入为100澳元。如果股东的边际税率为45%,就需要承担45澳元的纳税义务。但是,有了30澳元的税收抵免,股东的税务义务最终降至15澳元。
值得注意的是,超额的税收抵免也适用于不缴纳所得税的股东。因此,如果股东的边际税率为0%(例如已经退休或者没有从事有报酬工作),则可以获得全额30澳元的退税。
从2007年开始,政府对60岁以上的老人的养老金实施免税。与2000年的政策相结合,许多无需缴税的退休者可以从政府获得股息退税。2017年,特恩布尔政府将免税养老金设置了160万澳元的上限。
工党称,红利抵免制度每年使预算损失50亿澳元。去年3月,工党领导人比尔·肖顿(Bill Shorten)宣布,工党当选后将削减过多的股息退税,将股息抵免制度恢复到1987年的原状。
影子国库部长克里斯·鲍文(Chris Bowen )说,澳大利亚是世界上唯一可以全额退还红利抵免税额的国家。许多现金返还流向了自我管理的养老公积金基金(SMSF)。拥有自我管理养老公积金基金,并处于退休阶段的人士常常会收到这种现金返还。他们的收入或许无需交纳一分钱的税款。
但莫里森政府却把工党的这一政策形容为是对退休人员和领取养老金者一个野蛮、残忍的一击。
工党的政策引发了一些反对意见,迫使工党同意豁免养老金、,慈善机构和非营利机构。 养老金领取者和SMSF(至少有一名成员是领取养老金或现金返还的),也可享有豁免。
改变红利抵免政策将对股票投资产生怎样的影响?
据去年下半年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如果工党赢得2019年联邦大选,股票市场上最受欢迎派息股票,包括银行、矿业公司和Telstra(澳大利亚电信公司),可能会损失数十亿澳元的估值。
花旗集团财务分析师的一份新报告发现,工党提出的削减股息退税的建议将减少当地投资者对高派息股票的需求,并可能使大银行的股价下跌5%至10%。
分析师指出,与伦敦证券交易所相比,英澳两地上市的必和必拓(BHP)和力拓(RIO)的澳交所股价相对于伦敦交易所股价的溢价也会下降。
花旗股票研究主管Craig Woolford认为,不再获得返税的投资者肯定会考虑撤出四大银行、矿业公司和Telstra,转而投资其它股票,如基础设施和REITs(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
近年以来,关于Franking Credit (红利抵免)和Negative Gearing(负扣税)及Capital Gain Tax(资本增值税)政策改革的辩论一直存在。上周在澳大利亚知名券商 Morgans 悉尼办公司举办的”2019迎新春投资展望”报告会上,ACB News 《澳华财经在线》总编辑、资深证券市场人士David Niu在其所做的题为《2019市场展望:秋意阑珊意未尽 风生水起观暮阳》分享中指出,2019年澳大利亚证券市场走势将受到到包括澳大利亚国内和国际在内的诸多因素影响,其中澳联邦大选结果以及关于Franking Credit (红利抵免)和Negative Gearing(负扣税)的改革走向将对资本市场带来影响。
David Niu认为,无论一项经济或税收政策本身的延续,或者新的改革出台,资本市场投资人希望看到的是政策走向的明朗而不是不确定性,目前看红利抵免和负扣税争论带来的不确定性,已成成为悬置在投资人尤其房产投资人上方的两只靴子,“市场和投资人需要一个结果,对于股市而言,如果红利抵免和付扣税相关改革实施改革,短期看对市场会有不少影响,但从长期看,随着政策明朗,市场的不确定性散去,有利于市场中长期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