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读：香港风暴应汲取的教训和要解决的问题（图）

香港反修例风波延续至今，规模之大周期之长已经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料和估计。尤其是暴力冲击立法会之举，污损驻港机构悬挂的国徽以及沙田与元朗的暴力冲突，俨然成了一场反法治的闹剧。围绕今次的反修例风波，以及就此暴露出的香港深层次结构性矛盾，多维新闻专访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高研院、法学院副教授，法学博士田飞龙。在田飞龙看来，今次的反修例已经超过2003年的23条立法风波和2014年的占中运动，香港忽然呈现出一种“难以管治”的秩序危机。

记者：香港反修例，既有香港自身的小气候，也脱不开国际的大气候。从源头上看，这场冲突究竟是如何一步步演变到今天这个局面的？小气候和大气候是如何互相反应并发生作用的？

田飞龙：这场冲突发生的时间点比较特殊：其一是中美贸易战最关键时刻；其二是台湾污名化“一国两制”最迫切时刻；其三是六四事件三十周年带来的海内外历史性政治情绪；其四是后占中以来香港反对派的颓势积累与扭转冲动。这些内外因素叠加，有力助推了反修例运动的蔓延与升级。如果不是发生在这个多事的年份，或许不会如此激烈化。

冲突事件的演变是逐步发展的过程，最初是特区政府基于善良动机而提出的修例动议，从本港法律体系上弥补逃犯移交法律基础的不足，既为了向台湾移交的个案需要，也是一般性法治建设的规范需求。林郑特首绝对没有想到会引起如此大的风波。林郑作为公务员，未能充分估计到本次修例的政治风险性及对香港人内心安全感的冲击波，也未能估计到台湾及美国势力的推波助澜。

由于特区政府从“小处”估计和应对，导致条例修订过程的民意咨询和民主参与程序较为仓促，未能充分听取和反映不同阶层、团体及在港多方利益的意见和建议。这些程序性的瑕疵加剧了香港社会对修例可信度和安全性的疑虑，从而诱发了超大规模的政治抗争。

在聚焦修例抗争的过程中，反对派加入了越来越多的议题和诉求，试图借助反修例煽动对整个特区政府乃至中央政府的政治仇视，并提出了完全撤回条例修订及特首下台等瘫痪管治权的极限政治要求。这些要求显然是过分的，显然超出了对条例本身之合法性与合理性的关注和参与，演变成一种类似“二次占中”式的政治对决。

修例风波一步步演变成全港性的政治抗争运动，香港忽然呈现出一种“难以管治”的秩序危机，这在1997年回归以来并不常见，甚至其影响和压力程度要超过2003年反23条立法及2014年占中运动。

记者：尤其是7月1日晚的暴力冲击立法会，反修例已经走向了变味、变质，不仅摧毁着香港长期以来法治、文明的形象，也让香港社会更加撕裂和难以愈合。

田飞龙：我觉得七一的暴力占领立法会是这次运动的道德正当性拐点，运动的道德基础因暴力因素而解体。香港社会对非暴力的和平抗争甚至像2014年占中运动的抗争是有很大宽容度的，将之理解为基本法上的政治自由，但暴力行为绝不在容忍之列，法院亦不可能宽宥。看看“旺角暴乱”的主角梁天琦被判六年监禁就明白了。

暴力占领立法会导致这场运动本身分裂分化，合法性自我消解。但这次暴力行动对香港社会的实质性伤害是很严重的：其一，给香港法治带来持续性、根基性伤害，如果未来检控不力或司法裁判偏颇，香港法治秩序很难恢复到原初；其二，给政府管治造成一定的瘫痪效应，对后续的涉政治敏感性立法议题构成阻吓性效应，拖累中央管治权与高度自治权的制度结合进程；其三，造成香港代际价值撕裂和青年人更深度的未来主义迷惘，心理创伤一时难以补救；其四，迟滞香港与大湾区战略框架的融合发展，对香港转型提升有消极影响。

记者：林郑月娥7月9日召开记者会，称修法工作“完全失败”、“寿终正寝”，但并未使用“撤回”二字。同时坦言，“下台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自己仍有热诚和承担为香港服务。”为什么林郑不直接说“撤回”？

田飞龙：从危机管理和政府回应来看，特区政府已做出合理让步并释放协商善意。无限期暂停修例等同某种“撤回”，但无论是政治上还是法律上均不宜承认“撤回”，因为法律上修例本身并没有错，只是时机和程序存在瑕疵，而政治上则不能重演2003年23条立法的政治旧剧。

至于特首下台，完全无理由，因为林郑特首并无显著的政治错误与责任，只是存在政治过失与行政失当，且已完全承认及检讨。如果特首这样下台，继任特首势必更加无法开展管治，香港或陷入“无政府状态”。

不过，由于无限期暂停的决定已经是最大可能的合理化决定，市民逐步予以理解和接受，这就导致反修例运动忽然失去了聚焦点和方向感，变成了纯粹的政治泄愤行动及暴力行动，这进一步加快了运动民意的拐点到来，政府依法恢复秩序的民意基础接近形成。

记者：回看整个修例过程，港府的确问题百出。我们归纳了港府的几大过失或是错误，比如缺乏政治敏感性，低估港人的疑虑和怨气；低估非建制派操作议题的能力；低估了台湾和西方的反应；特首和港府自身的傲慢；偏袒商界；操作手法存在严重短板，等等。基于这些“问题”，虽然后来对草案有所修正，林郑也哽咽表示“卖身给香港”，并反复道歉，但香港市民还是不买账。对港府来说，道歉之外，究竟该从中反思什么？

田飞龙：特区政府确实需要从此次修例中吸取教训，作为今后改善管治的基础：

其一，香港已经是高度民主化和公民社会化的社会，政府管治不能单纯像传统模式那样过分倚重商界，而需要平衡代表和处理不同阶层的合理诉求及利益。如何增强对非商界利益的代表、吸纳及回应，是未来政府管治的重大课题。

其二，“数够票”思维是一种较为机械化的公务员行政思维，不是一种立足善治及共识政治的优良管治思维。仅仅满足于“数够票”可能导致民主中的多数人暴政，也可能诱发积极的立法拉布和公民不合作。这些隐患已然暴露于本次抗争之中。因此，未来特区政府管治要充分主义凝聚共识意见，争取更多数支持。

其三，对于这样一种本身可能具有重大社会争议性的立法议题，政府决策时需要从法律程序上保障充分的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增强决策透明度和互动回应性。

其四，特首的危机处理也有一定问题，“柔情牌”效应相对下降。警队定性“暴动”未经审慎的政治考虑，或许在法律和执法标准上可以成立，但却进一步刺激了反对人士的敏感神经和安全忧虑，不利于局势缓和及理性对话的展开。

记者：反思之外，归根结底还是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矛盾。

田飞龙：这些深层次冲突问题至少包括：第一，香港回归未经历严谨的“去殖民化”，港英殖民史观、殖民制度与殖民社会遗产基本得到延续甚至加强，这为回归后的香港管治带来严重的隐患；第二，中央管治在23条立法及国民教育上遭遇挫折，未能在国家安全和人心回归层面取得突破；第三，香港社会的“地产霸权”与社会正义之间的冲突日益凸显，中央难以深入管治调整，特区政府多面受限，调控不力，逐步累积成社会多层面冲突；第四，外部势力尤其是美国持续干预香港，以“香港牌”遏制中国发展，对香港的本土化运动推波助澜；第五，香港的行政主导面临“四座大山”即立法会拉布、能动主义司法复核、保守不合作的公务员体系以及不断激进化的社会运动，管治政策难以创新进步；第六，中央治港始终面临“人心未回归”及“管治权不落地”的双重困境，受制于“一国两制”及基本法设下的制度限制，难以动态有效地推动香港管治进步。

记者：人心难回归，说到底还是港人对内地的不信任甚至是恐惧感。这次借由修例，这种恐惧和不信任得以最大限度地爆发。在你看来，北京该怎么破局去尽可能消解这些恐惧和不信任？大湾区从“经济民生”维度入手的努力，是否能从根本上奏效？

田飞龙：恐惧感和不信任既与“两制”固有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差异有关，也与香港历史人口的大陆来源、立场和遭遇的复杂性及身处中西交汇之地的“西化”经验有关。这些内心的“情意结”在政府强推逃犯条例修订过程中彷佛一下子点燃了人们内心身处的历史记忆之灰烬，而闪耀出共同的历史苦难和现实危机意识。这些感性因素超越了关于条例修订案法律细节的理性关注和讨论。修例激起的是与历史和认同有关的反对情绪，而不是就事论事、就法论法的理性商谈。

北京的做法应当是：其一，原则上致力于为运动热度降温，鼓励和支持特区政府开展更广泛的社会咨询以及集中更有力的精力和政策来解决经济民生问题，挽回一边倒的民意；其二，对反对派浑水摸鱼式的过分政治要求（比如特首下台、完全撤回等）应当坚决回击，不能放任香港管治权的瘫痪；其三，全面检讨后占中时期管治香港政策的得失，尤其是对反对派、外国势力在思潮、组织与运动技法上的演变和提升，以及香港本地公平正义领域的突出议题及其政策化现状，从中央到特区两个层面各分其责地予以精准改进，增强管治实际能力；其四，加大在大湾区建设中对港人的吸纳和支持，帮助香港社会实际解决本地发展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上升发展难等长期困扰的议题。

当然，大湾区的“经济民主”政策可以一定程度上缓和及解决香港社会矛盾，但香港人的民主追求、安全感及国家认同问题，仍需要特区范围内寻求适当的解决方案。

记者：不只是大湾区，包括港珠澳大桥、广深港高铁等，都是为了加速融合，但此次大游行充分暴露了香港与内地融合的实质性难题。

田飞龙：没错，体现在至少六个方面。其一，香港对内地体制与法治的不信任仍然是根深蒂固的。这不仅来源于香港法治与西方的完全一致性及香港人的制度优越感，而且来源于内地法治与治理现代化进程未能充分完成及结构性成熟，甚至内地近些年出现的“左转”现象更加剧香港人的融合疑虑。

其二，反修例大游行暴露出中央在港管治权的不健全和虚弱性。“一国两制”下的高度自治权本来是中央基于信任而授予香港地方的，却被香港反对派及外国势力滥用来对抗中国国家利益。蓬佩奥的一席话甚至超过了中央的多次喊话，中央之外复有中央，美国对香港的超强影响力和“影子管治权”不容忽视。

第三，特首权威及行政主导制受到进一步冲击。基本法确立的尽管不是最为典型的行政主导制，但偏向于行政主导制，尤其突出特首对特区及国家的双重负责制，但这一体制在回归以来面临香港本地的四座大山而渐趋弱势化：立法会拉布、司法复核、社会运动及公务员保守性抵制。即便是林郑特首这样的资深“公务员”仍然面临这样的结构性困局。

第四，大湾区融合面临多重制度与文化障碍。大湾区为“一国两制”和香港发展提供了通向未来的妥当道路，但香港精英对此怀有疑虑，害怕“被规划”，害怕丧失香港特性与自主性，害怕香港融入湾区就是降低国际地位，害怕内地体制与法治更强有力的体系性整合。这些害怕背后仍然是对西方的根本留恋及对国家体制和发展前景的不信任。

第五，台湾对“一国两制”的污名化及对香港反对派的政治支持不容忽视。大游行发生后，台湾陆委会及蔡英文乘机“抽水”，一方面从自由民主普适价值角度力挺香港反对派，另一方面污名化“一国两制”，吓阻堵塞台湾民众对“一国两制”台湾方案及两岸民主协商的意愿与空间。

第六，此次大游行中的反对派社会动员组织技术大有进步，建制派进退失据，形式偏旧，战力不强，需要检讨改进。建制派的社交媒体动员能力、议题与议程掌控能力、宣传话语的更新及系统化能力以及与民意敏感性的精准互动能力均较反对派有较大差距。如何增强建制派的论述、行动及民意沟通能力，是条例通过后建制阵营政治检讨的重点议题。

总之，反修例大游行标志着占中范式重新归来，也标志着中美贸易战下“香港牌”再度升温，更折射出香港行政主导制的现实困境及中央在港管治能力的结构性短板。从长期管治来看，大游行暴露出香港反对派向“忠诚反对派”转型的失败，也暴露出美国在香港“影子管治权”的强大影响力，进一步坐实了香港存在“国家安全漏洞”的制度软肋。这些症候是“一国两制”面对的真实挑战，也是香港问题复杂性及国际政治秩序急剧变迁必然带来的现象。

总起来说，这场运动相当于是香港发了一场高烧，所有的历史积怨和矛盾冲突像“脓包”一样在超限压力下被挤破。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坏事，挤破脓包后的香港或许可以更健康从容地再出发。只是这种社会运动带来的心理创伤尤其是青年人的心理挫折与迷惘，不是一时可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