怨气究竟从何而来 消极“一国两制”埋下的土壤（组图）

大乱之后必有大治。虽然香港游行示威还在继续，种种事态发展迹象显示，无论是示威者心态还是警方的应对策略，都走到了需要调整的时刻，同时民间层面受波及影响非常广泛，大多数人也都厌了、倦了，“和理非”的呼吁开始被更多人接受。香港动荡还会持续，或许还会经历几个高潮，但终会回归止乱。但，止乱，不应是最终诉求，之前已经犯过错，2014年的占中示威、2016年的旺角骚乱都是以“结束”为目标，然后问题一再掩盖，每一次的掩盖都成为下一次的酝酿。

无须讳言，北京和港府必须要接受今次教训。纵使港府不敢、没有能力去直面问题之本质，北京却不能回避，这是北京的责任。事情发酵至此，已经不是单纯的反修例，而是普遍蔓延的怨气、怒气甚至戾气的总爆发。这里有港府治理和沟通能力严重不足，也有外部势力频繁介入、推波助澜的因素，但根源还是香港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是过去多年治港政策的消极、区隔、被动，埋下了此次风波的种子。

暴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香港伤上加伤。（AP）

消极治港过程主要表现为三个层面的失误。第一个层面的失误，是对“一国两制”的认知与实践陷入形式主义，片面强调“两制”的区隔和差异，忽视了回归后对“一国”的型塑。在这期间，北京对“一国两制”的理解陷入僵化，未能辩证认识和处理“一国”与“两制”的关系，而是机械地用“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来定位香港和内地的关系。表现在治港工作中，北京是这不能碰，那不能改，过度相信港府官员的政治自觉和能力素养，低估了殖民地时代对香港社会结构、港人国族理念与价值观的转型，因而对香港事务持整体不干预态度，在治理结构和理念上也没有及时进行一个去殖民地化的转型正义过程，使得香港在回归后几乎完整保留了殖民地时代的社会结构和治理体系，港人也未能及时建立起新的国家认同。在这种治港思维下，很多本该在兼顾香港特殊性下积极作为的工作一遇到困难就浅尝辄止。比如香港为《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这一具有宪制责任的工作一再拖延，直到今天都未能落地，另外在现代国家治理中十分重要而又具正当性的国情教育，同样在香港迟迟未见落实。

在这种形式主义的消极治理下，加之当时内地和香港之间依然有较大经济和发展差距，一些港人心态傲慢，非但不领情北京对香港的体谅和安抚，反而将此视为内地也知道自己落后的例证，甚至产生内地人就是愚昧的恶劣认识，并习惯性地错误以为“两制”就是陆港区隔，使得缺乏“一国”的“两制”渐渐成了港独和激进本土滋生的温室。尤其是当那些有着大中华情怀的老一辈港人故去，自小与内地联系较少、缺乏国情教育的年轻人成为主流群体，这种情况变得愈发严峻。香港社会只普遍强调“两制”，很少谈及“一国”，没有意识到“一国”与“两制”之间根本上是一体的，于是乎抗拒所有陆港方面的融合，遑论主权回归后的人心回归。

这在今次反修例运动过程中表现得尤其明显。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份民意调查显示，15岁至39岁年龄层反对修例的受访者，远多于同龄的支持修例者，达四倍至五倍；这个年龄层反对修例的比率，也比40岁至59岁受访者、60岁或以上受访者为多。在风波期间，年轻人总是走在最前面，并屡次挑起违法暴力行动；反修例者将《逃犯条例》修订污名为“送中”；少数人恶性冲击和包围北京驻港机构中联办、污损国徽、将中国国旗丢入海中、举着美国或英国国旗等等。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说明香港虽已回归二十二年，但仍有许多港人尤其是年轻人，抗拒内地，缺乏国族认同。

在国际大都会的光环下，香港有不少人生活贫困、窘迫，这也是反修例背后的一个内因。(VCG)

第二个层面的失误，是港府和北京治港部门官员的官僚主义及斗争性格，缺乏与香港市民和主要政治力量的沟通意识，不仅将泛民推到对立面，还激化了陆港两地的民粹声浪，意外地放大了港独和激进本土的影响。尤其是一些内地官员根本不了解“一国两制”，有的违反《基本法》规定酿成铜锣湾书商案，有的甚至被香港商界成功围猎，以至于常年采取厚此薄彼、亲疏有别的做法对待建制泛民，既宠坏了建制派和商界，令其不断巩固自己的既得利益地位，又加深了香港的内部撕裂和陆港之间的情绪化对抗。

北京惠港政策和为强化陆港关系而推出的各项经贸安排，也因为殖民地遗留的官商共治结构而被香港利益集团骑劫，产生经济成果不仅没能改善民生，反而拉大了贫富悬殊，使得本就复杂的陆港关系和“一国两制”成了市民百姓的出气筒。官僚主义不仅一些内地治港官员存在，没有领导责任文化和政治家传统的香港，官僚主义也同样严重。香港回归以来的历届港府，缺乏政治家应有的能力和作为，他们或有心无力，或以打工仔自居缺乏政治格局，或争强好胜加深刺激了香港内部和陆港之间的结构性矛盾，或是未能展现出令人信服的政治家素养，缺乏果敢精神，使得香港深层问题在陆港两地官员官僚主义的作用下积重难返。

坦率说，今次反修例过程中，为何那么多港人反对，在相当程度上正是过去多年一些治港官员和港府官僚主义种下的恶果，导致许多港人对港府、内地司法体系乃至整个治理体系缺乏信任。作为反修例策划者的泛民，固然有自身意识形态偏见、惯于为了反对而反对，但之所以变得日趋激进和撕裂，同样与一些治港官员长期压制、甚至一度连回乡证都不发放等官僚主义做法，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三个层面的失误，是回归后未能及时纠正香港已严重畸形的原教旨资本主义体系，陷入对自由主义的过分迷思。香港自港英殖民时期就实行自由放任、积极不干预的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信奉“小政府、大市场”逻辑，政府在经济治理、民生福利等问题上长年责任缺位。这种对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的依赖，在过去曾助力香港腾飞，但过往的经验成了改革的束缚，使得香港社会普遍缺乏对自由资本主义的批判性思考，港府也由此形成了错误的路径依赖，深陷对自由市场的迷思而不能自拔。资本过分主导形成的利益结构造成香港贫富分化不断扩大，基尼系数已经连续四十多年恶化，成为香港社会矛盾激化的根本原因，港府无心也无力处理。

香港乐施会于2018年公布的《香港不平等报告》指出，香港的基尼系数再创45年新高，已经到达“极端贫富悬殊”，成为发达经济体中贫富悬殊最严重地区。英国《经济学人》曾发布调查数据显示，香港已经成为全球裙带资本主义最严重的地方，财富集中度接近80%。港府扶贫委员会的数据显示，2016年全港贫穷人口高达135.2万，贫穷率19.9%，即每5个港人中就有1人活在贫穷当中。正因如此，那些被生存压得喘不过气的普通港人，有怨气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在本次反修例运动中，有声音指出“香港的病根，在于财富分配问题”，“每日早晚，看到那些七八十岁的香港老人在垃圾桶中寻找能换钱的废品甚至食物时，我们就应该知道，香港离社会大地震不远了”。诚如斯言，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令人生畏的生活成本，只会令中低收入群体和年轻人看不到希望，社会怨气持续积累。

这三个失误互相作用，影响叠加，使得香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被不断继承并不断积累，香港的内在矛盾冲突越来越激烈，香港社会和内地关系尤其是和中央政府的关系愈来愈紧张，政治互信严重缺乏，港独和激进本土则趁势冒起、肆虐，本是充满政治善意与制度创新的“一国两制”也因此被不断扭曲，饱受质疑，导致香港虽已主权回归了二十二年，但人心始终难以回归。这正是香港一再出问题的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