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城夜店"坐台"少女：14岁中国女孩组织性交易，一晚800，幼女性侵案中的共犯与猎物（组图）

王可颐，曾经是风月场所儿童性侵受害者中的一员，但年仅十四岁的她，又成为对同龄女孩“恩威并施”的性交易组织者，并被法庭认定为强奸帮助犯。

宣判背后，在这些未成年人被伤害和伤害他人的过程中，成年人的失职应该被关注。困境儿童缺乏支持，校园霸凌不被干预，社区对越轨和侵害缺乏敏感和警惕，让这些孩子在歧路渐行渐远。如果没有更多来自社会的积极作为，她们的边缘生活很难发生根本的改变。

10月17日，新修订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经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表决通过，将自2021年6月1日起施行。这一版修法强化、细化了成年人的保护责任：包括王可颐一案中得以凸显的“留守儿童”监护人职责；对儿童不法侵害的强制报告义务，尤其是宾馆住宿经营者保护未成年人的责任；以及对校园欺凌加强防治等。如何让成年人的世界正视自己的责任，也是我们讲述这个故事的初衷。

王可颐慌了。刚14岁半的她，预感自己要坐牢。

2019年11月26日，晚上，她把和“老公”瑞文的一段微信聊天，录屏发在短视频社交App上，录屏显示对话时间是18时38分。

“你以为我在说笑？我说等你就等你。”瑞文说。

“万一我进少管所，你等不等乃（呢）？”她问。

“你进少管所我进看守所，你先出来你等我，我先出来我等你。”瑞文回。

王可颐复：“我爱你”、“不等是狗”。

视频第一句评论是她自己留的：“事情来了才知道珍惜眼前人，出来之后希望自己能改变”。

瑞文是王可颐的最新男友，瑞芳芳的表哥。两人公开示爱的当口，瑞芳芳正在派出所指认王可颐，而另一位少女陈晓敏刚做完笔录。

陈晓敏和瑞芳芳，分别是16岁和15岁，却都自称是王可颐的“妹妹”。她们姐妹相称，更是表明一种管理与被管理的身份—王可颐“带妹子”——为这些女孩介绍陪酒和出台。

多数情况下，女孩赚的钱全部上交给王可颐，由她分配。但女孩们并不是多劳多得，只要和她足够熟，即使不出去赚钱，王可颐也会请客，而对于刚加入的女孩，王可颐会安排她们去“接单”，但不给回报。总体来说，大部分的钱，王可颐还是花给了自己和男朋友。

独自追踪女儿的爸爸

这里是湖南衡阳市祁东县，夜生活刚刚拉开序幕。天虽然凉了下来，对面的夜宵店仍然灯火通明在招揽生意，而颇有名气的“金樽KTV”已经被停业了。这是王可颐和她的“姐妹”们曾经“上班”的地方，曾经在一些当地的缉毒大案中上过新闻。

发视频的那天，跟王可颐一起联络嫖客的前男友周小强已经归案；次日，也就是2019年11月27日下午，王可颐在酒店被抓获，次日被刑事拘留。

接受警方讯问时，因她是未成年人，需要有监护人陪同，但她拒绝提供亲人的电话号码，警方只好请司法局人员陪同。

王可颐年幼时，父母就已离婚，她被爸爸王顺利独自抚养长大。

王顺利头发花白，穿着有破洞的短袖上衣，开一辆支着遮阳棚的三轮摩托四处奔走。他的包里揣着王可颐的判决书——卷成筒装，被传递翻阅了许多次，纸张从订书钉上脱落下来，因为沾了汗水而发软。

王顺利自称今年57岁。祁东古时以草席闻名，王顺利年轻时，就在国营草席厂做工人，十几年前工厂倒闭，他失去稳定工作。

随着市场经济发展，祁东的街市热闹了起来，街头挤满酒店和商铺，深夜的KTV和夜宵摊喧嚣不止。这十多年王顺利靠打零工为生，也给人操办红白喜事。

2005年6月， 42岁的他迎来第一个孩子王可颐，但七八年后，妻子离他而去，父女二人相依为命，住在城乡结合处自建的小楼里。“我年轻时也在街上混的，但是我老来得女，希望她走在正常的人生路上。”王顺利说。但他时常出门工作一整天，女儿放学后就独自在家，无人看管。

王可颐的母亲在江苏，寒暑假时，王顺利也会把女儿送去那边。母女关系看起来似乎并不坏——王可颐的短视频App账号上有与母亲的合影，她侧脸亲吻着母亲的正脸，后者看起来四十左右，淡妆打扮。

在王顺利眼中，女儿上了初中后迎来“叛逆期”。2017年，王可颐在A中学读初一，她时常逃课，成绩也不好，2019年初，他把女儿转去了B中学，但很快又因打架被劝退——她和朋友在厕所里打了撞她后拒不道歉的同学，然后一起被开除。如此一年内转学三四次，他最后把女儿转学去了寄宿制的文武学校——这通常是帮助父母管束“问题儿童”的机构。但是在新班级里，王可颐与此前一起被开除的同学相遇，不到两周，她的尾椎骨就被朋友踢断，但她求父亲不要追究。

伤还没完全养好，王可颐就从医院里逃出，之后再也没回过学校。

王顺利说，未满14周岁时，女儿就第一次彻夜不归，自此他开始追踪女儿。他骑着自己的小三轮，跑遍了祁东县所有的夜场据点。小女孩陪唱在当地并不鲜见，除了他自己，没有多少人对此大惊小怪；他只能给女儿的朋友钱，求他们提供线索。但王可颐有意躲避父亲，这就成了猫鼠游戏。

王顺利曾经找到女儿租住的房子，当时女儿已经跑了。“在一个酒店对面的电梯房上面。”他说，到了那里女儿不在，他拜托旅馆老板开门，却看到里面很多管制刀具，“全是大刀，下面焊着钢管，我见街上混混打架的时候，就背那个刀去砍人的。”王顺利报了警。

但警察来了后，王顺利却有点后悔。“他们太小了，全都十五六岁，我怕真被捉进去了又不好。”这个念头闪现后，当警察问王顺利孩子们往哪边跑时，他指向了没有摄像头的那条路。

在夜店上班的闺蜜

2019年初，王可颐就时常趁父亲不回家时收留一些女孩回家住。

王顺利回忆，有一次他深夜回家，女儿正睡得“迷迷糊糊”，没来得及通知其他人，他随后发现，有三个小女孩藏在厕所。她们仨在厕所地面上铺了垫子，已经睡着，这令他心酸又无奈，最后他让女孩们睡回卧室床上。

睡在厕所的三个女孩里，包括王可颐在A中学的同级同学黄莹。

黄莹那段时间是王顺利家里的常客，她也来自单亲家庭，母亲在美容院和商场上班，时常夜深了才回家，无暇顾及女儿。王顺利回忆，黄莹对回家有抗拒情绪，“这女孩我骂了很多次，她就是不走，赖在我们家里。”

在县城里，青少年留宿朋友家也不是什么大事。但王可颐和黄莹的这种互惠，开启了一长串的故事。2019年过完年，黄莹就介绍王可颐去陪酒。

黄莹在那之前就已辍学，是酒场熟手。四月的一个星期六，黄莹在QQ上找了还有两个月才满14岁的王可颐，邀请她一起出去陪酒赚钱，王可颐还叫上了A中学的同学陈晓敏。陈晓敏出生于2004年9月，当时14岁半。

黄莹把二人带去了建汉KTV，把她俩交给了一个被称为“林哥”的人，当晚林哥就安排她们三个去包厢“试台”，站成一排让客人挑选，她们都被选中了。一晚之后，客人支付她们每人500元，“林哥”抽成之后，每人到手420元。

祁东县在2018年4月23日摘掉了省脱贫县的帽子，当地人均收入不高，普通公务员工资三千元左右，而王可颐和“姐妹”们大多来自经济不那么稳定的家庭。王顺利全部积蓄只有几万元，自从女儿出了事，他支付赔偿和少管所里的生活费，几乎花光了积蓄。而陈晓敏说，她的父母在沿海务工，她由爷爷奶奶看管长大，老人几乎不给零用钱。

对女孩们来说，陪酒赚的钱是大数目，但付出也不少。她们必须穿裙子和高跟鞋，站成一排让客人品头论足，被选中后，她们要从晚上七点半陪酒到凌晨。“老板”常比她们大两轮，包厢永远会有人抽烟，她们要陪老板唱情歌，陪老板喝酒，不拒绝老板的“咸猪手”。管理者要求女孩们“一定要让老板开心”，如果被老板“退台”，女孩会受到惩罚。

也会有“老板”要更进一步。深蓝底的警察提示“严禁卖淫嫖娼”就贴在门口，但总有女孩为了2000元“巨款”选择“出台包夜”，若有执法者问起，KTV管理者会说这是女孩们下班时间私下的交易。不过，有的女孩透露，KTV管理者会抽成，“2000元抽成500元”。

开始陪酒是五月，之后王可颐再没回过校园。王顺利还抱有希望，为她办理了休学。她休学后，在A中学她相熟的“贪玩女孩”也辍学了，其中包括黄莹和陈晓敏。那是她们将要升上初三的当口。

王顺利称，为了阻止女儿离家，他甚至动用了手铐和铁链，女儿每次被拴住后都说会悔改，但链子打开就一切如旧。这些“囚禁”与“解救”的情节，成了小女孩“友谊”的见证。陈晓敏回忆，第一次和王可颐碰面，就是王可颐被反锁在家里，把钥匙扔出来，让陈晓敏从外面打开门。“再后来王可颐不想回家，她爸爸到处去捉她，我就跟着她到处跑。”

从表面看，女孩子们辍学后，生活变得富裕起来。2019年6月，王可颐14岁的生日，在唐府酒楼摆了几桌，邀请了许多小女孩，其中包括瑞芳芳。15岁的瑞芳芳是镇上的女孩，被王可颐短视频App上的多彩生活吸引，生日宴会两人第一次见面。生日会上，王当时的男友李可在一旁陪伴，王顺利压根不知道他们的行动，请客的钱也不是他出。

宴会之后，这群少男少女去了祁东著名的潮流地D.ONG酒吧，在那里吃了蛋糕。王可颐把和蛋糕的合影发在短视频App上，照片下有121条评论，全部是生日祝福，第一条是“那天晚上玩的好嗨”。照片里，她穿着露肩膀的衣服，纤细的双手捂着脸，露出含笑的大眼睛，她面前粉色的蛋糕上点着了十根蜡烛，蛋糕周围是粉色的打火机，装着冰块的酒杯和啤酒瓶罐子。王可颐开始穿得像个成年人：丝质粉色连衣裙、带铁钉的皮夹克，“小香风”外套，开始化妆，在街头和奶茶店里与男孩女孩结伴打闹，彻夜不归。

她在视频App上经常谈起爱情。3月15日，她发了第一张短视频App的照片，文字是：“最好的感情莫过于，我闹情绪，你迁就我。”开始“上班”后，六月初发的照片是大红色羊皮双C标志的小挎包搁在膝盖上，衬着红宝石色的指甲。文字是：“你可以靠自己，吃好的，穿好的，住好的，用好的。那跟谁在一起，完全看爱情。”

她的短视频账号有将近300个粉丝。照片里的她涂着口红，手上和小腿上有纹身，照片拍摄场景是在酒店、商场的试衣间，泳池边，以及轿车车头上。如果是正面照，她的脸总是尖尖的，眼睛夸张地大，比着卡哇伊的手势，或者面无表情地吐着电子烟。

充满骗局与胁迫的出走之路

瑞芳芳心直口快，她16岁时，就认为自己已经足够成熟。“不出台可以去陪酒。只要成年了就不怕那么做了。”她说的“成年”是满14岁。

超过14岁的未成年人，就具备了表达性同意的资格，犯罪也要承担一定的刑事责任。如果有人与未满14岁的幼女发生性关系，不论幼女是否同意，也会被视作强奸。她们对这一界线的敏感，不知道是来自王可颐案的“普法”，还是KTV行业的共识。

过完14岁生日，王可颐就想离开祁东，去没有父亲追踪的地方。她请求同在建汉KTV陪酒的芳妹子带她一起去南岳“上班”，并叫上同为14岁的陈晓敏和周林林。

情况出乎意料，当她们搭芳妹子男友的汽车到了衡阳，却被带去了“卖淫店”。那是小巷深处的两层小房，一楼挂着彩灯，二楼有小隔间。

当晚陪酒每个人所得比在祁东陪唱少120元。到了第二天，老板娘带了三个男人来。男人们离开后，老板娘过来通知，陈晓敏和王可颐被看上了，要她们去“接单”。

“她们两个都坚持不去卖淫，老板娘一直在那里磨我们，说不去就不让我们走，她们害怕老板娘不让走，就答应了。”在现场的周林林说，当时14岁的王可颐和陈晓敏哭了一场。

据说那是王可颐第一次“出台”。小女孩们通常是被恩威并施地强迫踏出这一步的，在女孩们的叙述中，这是不好的经验，她们即便事先应允，抗拒也常常临场发生；而王可颐后来也用同样的方式逼迫其他女孩“出台”，这也许是她从成年人那里学习到的“技能”。

当晚，出台的两个女孩共拿到800元。转天下午，老板娘又打起同样的主意，女孩们用这些钱坐车跑回了祁东，刚下车就被守在汽车站的王顺利带回了家。

去KTV陪酒，头会疼，每晚只能赚420元，如果不“出台”，又要赚更多钱，那就得带女孩们“做生意”，王可颐从南岳回来后，找了陈晓敏和瑞芳芳，询问两人是否愿意和她一起“做生意”，两个人犹豫了一番，最终都答应了。

王可颐坚持要离开祁东“做生意”，男友李可是“事业伙伴”——“男朋友”们是“撑腰”的，提供暴力，连接成年男人的世界。这些男孩十六七岁，平日在网吧流连，组成街头青年的圈子，帮妹子介绍客人，为妹子打架，维护小团体的稳固。

女孩们去了湘潭，后来又去长沙宁乡，在KTV里陪酒， “刚开始都感觉很好玩。”周林林说。

可是不仅仅是“好玩”。异乡KTV的营生还包括给看场的“管理层”免费“出台”和殴打。而王可颐连“管理层”也算不上，陈晓敏回忆，在宁乡，由于她和其他女孩都不愿出台，王可颐就得自己出台了。

几个女孩在宁乡呆了两三天，就被赶来的王顺利抓回家去了。王顺利说，这些女孩的家长中，只有他自己坚持找女儿，他存了其他家长的电话，找到人后会通知家长领人回去。也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女儿被判刑并不公平，因为她也是儿童性侵的受害者。

“喜欢‘仔仔妹子’”的“老板”

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法院一审宣判时，王山获刑15年。法院认定，他共强奸了4名未成年少女，其中包括3名不满十四周岁的幼女。这些女孩都是王可颐介绍的。

王山在祁东县的银行工作，开墨绿色的丰田普拉多或者黑色的起亚轿车。他自我辩解，从没和未成年女孩发生性关系，给王可颐频繁打钱，只是因为善良，喜欢孩子。

直到女儿“出事”，王顺利才发现，原来他与王山有共同的朋友。小地方的人难免各种沾亲带故，谁都认识在街上混的人。他回忆起，自己曾经在手机上发现女儿和王山通话的记录，还打电话去询问，骂对方“带坏小孩”。但当时他没把事情想得很严重，如今非常后悔。

当王可颐最后决定留在祁东做“生意”，王山是她认识的第一个“老板”。中间人把王山和王可颐约在KTV，王山加了王可颐微信，叮嘱“只要仔仔妹子，年龄小一点的”、“以后你身边有仔仔妹子多想到点王哥”。

在当地方言中，“仔仔妹子”指的是年纪小的女孩。

第二天，王可颐就联系王山，让她去“接妹子”。这一次是被人从乡镇带来的于楠。

于楠并不愿意，她被吓哭了。王可颐扯着于楠的衣服，把她推进了王山的房间。进去之前，王给她讲了个“故事”：曾经有女孩子拒绝“接单”，跑了，从此她在街头每次见到这个女孩，都要打她一顿。

现在，于楠的高中已经开学，暑假这一段惨痛记忆仍然萦绕在她瑟缩的神情中。午休时间，她从宿舍楼下来，单薄的身材，眼镜，运动衣，淹没在学生群里。

通过王可颐，王山与陈晓敏、周林林、瑞芳芳、黄莹等多个女孩发生关系。2019年7月，黄莹与王山发生关系时，还未满14周岁，这年9月，王山又与未满14周岁的周婷发生了关系。

正是周婷家人坚持报案，王山最终被捕。那是2019年国庆期间，周婷被接连“介绍”给不同的嫖客，一连9天未能回家，周家人四处搜寻，最终导致案发。周婷父亲的网络发帖，把这根幼女性侵的链条，暴露在公众面前。

根据祁东县法院对王山的判决，王山明确要求王可颐为其介绍年龄小的“仔仔妹几”发生性关系，无论三名被害人是否已满十四周岁，均在王山主观犯意之内，因此对王山奸淫该3名幼女及强行奸淫蒋某的行为应以强奸罪定罪处罚。而法院也认定，王可颐明知女孩们不满十四岁，仍介绍他人对被害人进行奸淫，还采取胁迫手段帮助王山奸淫被害人于楠，因此对王可颐以强奸罪共犯论处。

“姐妹”散伙

王可颐不止做王山的生意。2019年7月中旬，她开始与“前辈”彭某宁搭伙。这是个十六七岁的街头青年，带女孩子卖淫，有嫖客客源。王可颐手下的女孩，除了陈晓敏和瑞芳芳，还加入了江琪。

王可颐每隔三、四天就换宾馆躲避父亲。这群身量未足的女孩子天天在县城的宾馆开房，没有遇到任何干涉。女孩们赚的钱都由王可颐保管，彭某宁负责联系嫖客。

除了赚的钱上交，王可颐还给女孩们定了规矩：女孩们不能将朋友带到房间来，答应接单之后就必须要去，如果需要花钱，则必须报出具体的花钱项目和金额。

实际上，女孩子们没有说“不”的权利，如果有女孩不愿意接单，王可颐先“软磨硬泡”，如果不行，就会凶起来。

江琪是这一批女孩中出台多的，她也曾拒绝，也曾躲避。她骗王可颐自己被家人关在家里，无法返回。但之后她在广场与王可颐碰到，王可颐夺去她的手机，翻出她父母的电话，威胁她，如果她不回去“出台”，就把她在外面的事情告诉她父母。“我害怕，所以我一直跟着王可颐做。”江琪说，她更不敢回家。

“要钱没钱，出去耍也不准”。跟着王可颐没几天，陈晓敏和瑞芳芳就结伴离开了。“她比我们都小，但是我们比较听她的，她时常言语上那种凶凶的感觉。”陈晓敏说，女孩子们之间流传的对王可颐的评价是“好的时候非常好，坏的时候特别坏”。坐在一旁的瑞芳芳接话说，“就这种人最可怕”。

王可颐与彭某宁只搭伙了一个月，到最后只有江琪愿意出台为他们挣钱。“我接了有二三十个单。”她出生于2004年底，当时只有14岁。8月，王彭二人散伙，江琪又跟着彭某宁出台了一个月，直到9月学校开学返校。

包括江琪在内，这些夜场女孩们在学校的表现都不好，她们离开家方式路有三条，要么“混社会”，要么到年龄嫁人，要么混社会一段时间后再到年龄嫁人。

女孩们都害怕父母知道自己的“混社会”，而父母们简单粗率的教养方式，殴打，拴铁链子，让离开的孩子更难回头。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父母们，既无力供给女孩们向往的那个世界的消费，也缺乏改变她们的能力。在她们卷入法律麻烦之前，没有任何机构能够帮助他们把孩子拉回来，给她们更多选择的可能。

“吃麻古”的男朋友和喜欢女学生的男教师

与彭某宁拆伙后，王可颐尽量不再严格看管女孩们，尽量只对她们收介绍费。

她有了新的“客人”，其中还包括教师——在并不富裕的小城，能够消费得起性服务的，多是有稳定工作的人。周某某59岁，是祁东一所中学的老师，有关人士透露，周某某在接受讯问时，曾坦言“因为我是老师职业的原因，经常接触这些学生妹子，看着学生妹子年轻些，看起来舒服些……”2019年9月底，他联系王可颐，请她介绍小女孩，两个小女孩赶到，但相继拒绝了快退休的他。

同样在这个9月底，王可颐与男友分手。“她被劈腿了。”瑞芳芳说，李可和另外一个女孩在一起，后来两个人去了缅甸，新女朋友跟着他，在缅甸陪酒。王可颐则跟李可的“小弟”好上了——她需要他介绍客源，他需要她赚取的嫖资。

王可颐一个“妹妹”说，曾亲眼见到李可偷拿王可颐包里的钱，“要去衡阳吃麻古”。在短视频App上，李可即便没有美颜的脸孔也依旧稚嫩，但瓜皮头、露脚踝的紧身裤，以及时时将恤衫网上卷的“肚基尼”打扮，无不流露出他已然是个“社会人”。瑞芳芳说，她们还看到李可打王可颐，因为她怀孕。

“在街上混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沾染那种东西。”那位“妹妹”说。男友吸毒与王可颐想要赚钱之间，是否有因果关系，还难以断定。但是“花钱养男友”是这些女孩子们常会做的事情。

根据公开报道，上世纪60年代初期，祁东响应国家号召派出16000余人到云南支边，并最终落户紧邻“金三角”地区的勐腊、景洪、瑞丽等地。半个世纪后，长年在云南打工、经商、生活的祁东人有30余万。因在外流窜贩毒人员较多，祁东县曾被国家禁毒委挂牌“外流贩毒通报警示”地区。

周某某后来得偿所愿——那是在2019年国庆节期间，在王可颐介绍下，他与13岁的周婷发生了关系。

除了周某某，周所在中学的电工吴某某也与周婷发生了关系。介绍他认识王可颐的，是同所中学的老师张某某。

跟着王可颐，周婷在国庆长假里，与近10人发生了关系。这里面不止有老板王山，老师周某某和教工吴某某，还有在公家单位上班的人、包工头、到本地给朋友过生日的人，以及当她在最后两天与王可颐失去联系时，企图与她“一夜情”的人。

周婷出生于2006年1月，当时13岁。她身高155cm左右，说话是娃娃音，穿着王可颐给的性感衣服和高跟鞋，在叫做“指手画脚”的美容院化了妆，但是身形瘦薄。她的“客人”都声称不知道她未满十四周岁，但许多证据证明，与她发生关系的男人，都知道这是个“仔仔妹子”。

2019年10月3日，周婷家人报警；10月6日清早，警察打开酒店房间的门，找到了周婷，当时她旁边还有两名成年男子。2020年8月25日，祁东县集中宣判了此案的犯罪嫌疑人，组织周婷陪酒出台的金樽KTV“营销经理”和熟客王山都获刑十几年，而其他周婷的“客人”也都重判。王可颐和她的男友周小强，也被认为是强奸罪的帮助犯，分别获刑三年和两年。

四川律师万淼焱称，在接触过的几个类似案件中，叛逆期女孩由于家庭教育缺失走向社会，往往很难避免法律意义上被强奸（从发生时的情境而言，更像被诱导发生，看似并未违反她们心智不成熟情况下的“主观意愿”）。而因此绝大多数被人利用和剥削，继而沦为毒贩、诈骗犯或者组织卖淫者。而被她们腐蚀掉的其他幼女，又延续她们的道路。“国外数据表明，这样的未成年人，最后走向正常生活的比例不到10%。”

女孩们的夜谈：难以定义的情谊

2020年9月底，王可颐归案快一年，瑞芳芳与王顺利见面，时间定在凌晨一点，地点是隔壁县城一家火锅店。这次火锅聚会，女孩们聊起王可颐，也聊起自己。

瑞芳芳和陪同她的女孩都化着妆。瑞芳芳个子矮，穿着白色的露肩连衣裙，戴着夸张的假睫毛，另一个小女孩穿着牛仔超短裤，染着黄头发。但装扮掩盖不住她们的稚气和单薄的身形，说话的时候，表情和语气暴露了十六岁的年龄。

瑞芳芳说，她是家里最小的女孩，2004年生。姐姐考上了大学，哥哥上了职业中专，但是她爱玩，不想回家。提起去KTV陪酒，两个女孩的神情显得稀松平常，认为这是再正当不过的工作；而提到出台，她们两个都尽量不把话题引到自己身上。

王顺利倾诉着自己的心痛，感染了瑞芳芳，她放下筷子，手指快速地在手机上敲着，似乎在给其他女孩发微信，她承诺叫更多女孩过来，“要讲清楚”。

半个小时后，陈晓敏来了，态度有些闪躲。她出生于2004年，身高接近160cm，一头长发刚洗过，脸上没有妆。她小时候随父母在沿海城市，家里有个哥哥；10岁时候，父母将她送回祁东读书，但她和老家的爷爷奶奶关系不好。

“我爷爷奶奶重男轻女，我跟我奶奶还打过架。”陈晓敏说，她刚被父母送回祁东的时候，因为想妈妈，“我天天晚上哭”，奶奶发脾气，直接拿拖鞋打她，还摔碎了她妈妈给她寄回来的东西。

2019年下半年，随王可颐在外陪酒后没多久，陈晓敏就辍学了。直到现在，王可颐进了少管所，她也不愿回家。“我是为了和瑞芳芳一起玩才跟着王可颐的。”陈晓敏不想说离家的原因，只说最近和瑞芳芳离开了祁东，到了隔壁县，住在一起。

陈晓敏翘着二郎腿，手里的钥匙在裸露的大腿上划，那里有一小块纹身，在坚硬的钥匙的摩擦下，纹身的背景变成粉红色。她低着头说，王山和王可颐关系好，时常去女孩子们住的房间打牌，还用纸条“贴胡胡”。那天，王可颐找到她，求她帮帮忙，与王山“做一次”。她拒绝了，但是王可颐把她单独留在了一个空房间里。

王山并没有打她。“但是我自己内心不是自愿的。”陈晓敏说。火锅热乎乎地冒出蒸汽，面对一桌四五个人，这个女孩的微笑有些不自然，“我就特别怕，电视看多了。”她试图让语气轻松一些，“就怕他拿把刀，像电视里一样，拿把刀把我捅了。”

王可颐的好朋友，还有周林林。周母初中文化，20岁生了大女儿周林林，几年后又生了二女儿，她把两个女儿留在祁东让老人照顾，随丈夫外出打工，前两年，她生了小儿子，就回到祁东生活，但大女儿已经不和她沟通了。这个母亲谈话时，眼睛余光牵挂着在一旁看动画片的小儿子，她说，周林林已经三个月不接她电话了。

2019年11月王可颐被刑事拘留时，只有老朋友周林林陪在她身边。两人在2017年上初一时就是同班同学，此后相处成闺蜜。王可颐也曾给周林林“烧脑壳”，令她与王山发生关系。

但王可颐被捕后，周林林依旧在她最后的视频下每日打卡，给她问候，等她出来。这群女孩之间的关系一言难尽，伤害与依恋都是记忆的一部分。陈晓敏、瑞芳芳也加入了打卡。这些女孩的留言，都没有标点。

“说实话 玩了这么久 我还是不知道我们算是玩的好呢 还是玩得不好 只是偶尔还是会想起你。”2019年12月3日，她们其中的一个留言说。

（文中所有人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