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工业革命的叙述，自由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又掐起来了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王锐】

现代社会离不开工业化，实现工业化更是鸦片战争以来几代中国人梦寐以求之事。从曾国藩、左宗棠等人修建兵工厂，到张謇以状元身份弃官从商，再到辛亥革命之后民族资本家努力在中国发展民族工业，在国家主权阙失、帝国主义压迫、国内政局动荡、农村经济破产的状况下，近代中国的工业化道路显得坎坷而崎岖。

新中国成立之后，向工业化进军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重要奋斗目标。周恩来总理在1954年指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我国原来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现在要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家，这是一个很伟大而艰巨的任务”。今天中国综合国力的提升，离不开新中国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较为完整的工业体系。

因此，较为全面的理解工业化，特别是被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为改变世界面貌的工业革命的历史过程与基本内涵，对于关心中国工业发展的人们来说至为重要。进一步而言，这种理解很大程度上是根植于人们对于近代以来工业发展历史流变的认识。不同的历史叙事会形塑不同的工业观；不同的工业观，包括与之相关的发展观，更是会形成差异极大的审视近代中国工业变迁的视角、立场与观点。

就此而言，回到问题的起点，辨析各种关于工业革命的理论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历史叙事，就显得极有意义。扯远了说，在今天中国与世界形势发生深刻变化的背景下，许多在这二十余年颇为流行的历史叙事其实都值得拿来重新予以审视，特别是辨析清楚它们背后的理论根基、意识形态特征及其现实指向。只有做到这一点，窃以为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而非只是在旧有的叙事及其意识形态想象之上叠床架屋。

一、工业革命与资本主义

众所周知，第一次运用“工业革命”这个概念来详细分析近代工业发展过程的当属革命导师恩格斯。他在发表于1844年的《英国状况：十八世纪》一书里尝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详尽叙述工业革命所引起的社会经济变动，并分析这种变动对于不同社会阶级的影响。

对此作者进行了颇为详细的介绍，并指出：“恩格斯的分析也形成了一种历史叙事，即英国的工业革命是从棉纺织业出现的技术变革引发工业体系连锁变化的进程，技术变化带来了工厂制等制度变革，而工厂的出现又带来社会连锁反应，促成了工人的无产阶级化”。当然，恩格斯的工业革命论，重点在于揭露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方式之下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这在他的另一本代表作《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有着集中的论述。在由资本家操控的大工厂中，工人日复一日的进行单调而繁重的劳动，他们“越是感到自己是人，他就越痛恨自己的工作，因为他感觉这种工作是被迫的，对他自己来说是没有目的的，他为什么工作呢？是由于喜欢干活？是由于本能？决不是这样，他是为了钱，为了和工作本身毫无关系的东西而工作”。

胡适

顺带一提，胡适晚年曾饱含深情的说19世纪乃“大英帝国统治下的和平”，并称“大英帝国在将近一百年的岁月里，是这个世界一个伟大的稳定力量”。如果从无产阶级的视角看，很可能不知那时的英国有何“伟大”之处。不过，由此却可看到20世纪某些中国人对于工业革命后的世界历史的独特理解。

作者指出：“恩格斯以罕见的天才创立了一套关于工业革命的历史叙事，而这套叙事将在数十年后影响到工业革命故乡对于自身历史的认知”。这一点在倾向于费边主义的史家汤因比（与著有《历史研究》的那位并非同一人）身上有十分明显的体现。他在叙述工业革命过程时，着眼于决定财富分配的制度，揭露这场巨大变革所带来的阶级分化，并质疑近代早期鼓吹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家。当然，与马克思、恩格斯不同，他将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寄托于重振基督教福音派。与之相似，法国史家保尔•芒图在《十八世纪产业革命》里认为工业革命的结果是“大工业”的兴起，大量工人在工厂里造作复杂的机器，工业组织越发庞大反复，推动资本主义的发展，致使“整个世界不过是一个大市场而已，各国大工业互相争夺的这个大市场犹如一个战场”。但人们在惊叹工业革命的巨大成就时，不应忽视“在极富和极贫的对照下，那些今天仍然摆在我们面前的社会问题”。这一分析视角，在英国学者阿什利的《英国的经济组织》一书里也有呈现。

总之，即便这些学者与马克思、恩格斯所坚持的革命道路有所不同，但都对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持批判、反思的态度，而非一味的替资本主义与自由竞争唱赞歌。后来运用新文化史视角去研究工业革命中女工与童工命运的论著，在价值观上也与这些前贤一脉相承。今天中国似乎又兴起了一股世界史热，这固然有助于扩大全球视野，但国人在思考世界历史的进程时，窃以为以上提到的这些早期工业革命研究者的观点实应予以重视。

二、是经济学，还是意识形态？

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描绘了一种“意识形态家”：“我们的意识形态家可以随心所欲地耍花招，他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事实，又从窗户进来了，而当他以为自己制定了适用于一切世界和一切时代的伦理学说和法的学说的时候，他实际上是为他那个时代的保守潮流或革命潮流制作了一幅因脱离现实基础而扭曲的、像在凹镜面上反映出来的头足倒置的画像”。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样的人“不是从他周围人们的现实社会关系，而是从‘社会’的概念或所谓最简单的要素中构造出道德和法”。这一点在冷战时期所谓“自由主义”阵营的工业革命史论述里有十分明显的体现。

在1951年9月举行的“朝圣山学社”会议上，一些旨在为古典自由主义辩护的史学家着力于解构带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工业革命叙事，希望赋予工业革命更多正面评价。在阿什顿眼里，工业革命不但提高了生产力，而且工人阶级也从中受益，生活水平水涨船高，因此早期工业革命史研究中的结论并不正确。

他强调：“工人的生活水平起伏剧烈。工厂制度的一个好处就在于，它提供了、也必须提供稳定的就业岗位，因而提高了消费的稳定性。1790—1830年间，工厂生产活动迅速提高。更多的人既作为生产者、也作为消费者从工厂制度中得到了好处”。

之所以如此认为，很大程度上与阿什顿坚持运用古典自由主义理论分析历史息息相关。正如作者指出的，他“处理数据的思维方式主要是通过设计构思精巧的推论来弥补直接历史证据的不足”，因此“推论的成分过大”。更有甚者，“在阿什敦的心目中，经济学指的仅仅是亚当•斯密一派的学说”。同样的，“经济学与自由主义是一体的”，因此他的研究，说到底就是为了“捍卫自由主义理念”。

如果说阿什敦式的研究在意识形态意图与历史叙事之间还糅合得不够“精妙”，那么曾经在中国风行一时的新制度主义经济学派无疑处理得更为细致巧妙。笔者至今记得，十余年前读本科时，不少对经济学感兴趣的同学将这一学派的著作奉为宝典。在《西方世界的兴起》一书里，诺斯开宗明义的指出：“有效率的经济组织是经济增长的关键”，而“有效率的组织需要在制度上做出安排和确立所有权以便造成一种刺激”。对此作者强调：“简单说来，《西方世界的兴起》就是为了说明私人所有权保障了个人收益，从而使个人有动力去从事能够带来经济增长的活动，因此，经济增长有赖于从制度上保护私人所有权”。

基于此，诺斯建构了一个历史模型，去分析近代欧洲各国的经济发展史，在此视野下，他认为英国经济之所以腾飞是由于“国会至上和习惯法所包含的所有权将政治权力置于急于利用新经济机会的那些人手里”。可以想象，这样的历史叙事会在当代中国掀起怎样的波澜。只是诚如作者所论，诺斯的这些观点“没有直接从史料考据着手展开研究，没有通过描述历史事实来引申出结论，而是设计了一个基于经济学基本理论的逻辑自洽的框架，再将前人研究中的历史事实按照论证的需要组织进框架中”。

此诚然。不过让笔者感到诡异的是，晚近却有不少运用诺斯如此这般形成的观点重新对大量近代中国的史料进行分析，进而形成更多看似史料丰赡、符合所谓史学规范的研究。这或许正像恩格斯所描绘的，“从大门扔出去的历史事实，又从窗户进来了”。

冷战期间，西方阵营里的学者急于建构一套旨在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所谓“现代化”理论就诞生于这样的背景之下。而美国的冷战推手罗斯托正是建构该理论的主要参与者。

罗斯托

如果记得三十余年前国内各种关于现代化的历史研究常常援引罗斯托的观点，就可想象其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力。在《这一切是怎么开始的——现代经济的起源》一书里，他自言欲理解工业革命，“就必须迫使我们设法把经济同文化和社会、制度和政治的母体联系起来。它涉及人类文明的一个伟大转折点；它能交给我们永久的知识，使我们懂得经济发展的内部规律”。这些话在一般意义上其实早就被许多研究论著提到过了，本身并无过多新意。不过正如作者指出的，罗斯托将工业革命视为经济“起飞”，其根本目的是“运用工业革命的历史构建了以起飞为核心的经济发展模型后，罗斯托期望的是当代世界的发展中国家与地区创造历史所昭示的种种条件去实现起飞，进而实现经济现代化”。如此这般就可以更好的“抑制社会主义革命”。只是不知罗斯托的著作曾经在中国颇为流行，是不是也是因为类似的原因呢？

三、国家的作用

在19世纪，以李斯特为代表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派学者对亚当•斯密的自由竞争理论展开批判，认为他刻意忽视或淡化国家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强调对于后发国家而言，国家能力、国家政策与经济建设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所谓“看不见的手”，很大程度上是一种意识形态建构。当然，李斯特的学说尽管可以拿来商榷，但联想到苏联解体后的“休克疗法”致使曾经傲视人间的前苏联工业体系濒临衰亡，就可以证明在现代世界里，国家的作用千万不能被低估。

因此，作者从分析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叙述开始，梳理了当代学者对于国家在经济发展中所起的重要作用的论述。这些研究尤其着眼于被视为自由主义经济典范的英国，其实在工业革命前后一直得到国家政策的大力扶持，包括制定有利于保护本国制造业的关税政策、降低本国工业所需的原材料进口税、在立法层面为本国经济发展提供便利，以及为了争夺海上霸权而发的战争。

可以说，若没有国家对于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力扶持，那么英国的工业成就将大打折扣。因此作者特别提醒读者：“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大多是在重商主义经济的母体内孕育各自的工业革命的，这就使得富国强兵的追求，不仅存在于19世纪以后的后发工业化国家中，也存在于工业革命前的英国，而这一追求在本质上不因时代和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这一点对于今人在思考历史与现实问题时避免被“忽悠”，实有不小的意义。

关于国家的作用，笔者愿意补充一点。今天日本的商品被不少人视为体现了所谓“匠人精神”。但在20世纪初，当日本在朝鲜与中国东北进行侵略与扩张活动时，据长期在东亚从事新闻报道的美国记者富勒观察，日本经济扩张的手段之一就是大量生产假冒伪劣产品，向这些地区进行倾销。他以香烟为例，谈到日本商人伪造许多标着欧美香烟品牌的产品，但是“日本推出这款仿制品的目的并不是和英美烟公司的知名品牌竞争，而是要损害它在消费者群体中的品牌名誉，一旦这款香烟流向了市场，自然就会朝这个走向发展。从日本香烟生产和外国产品进入满洲地区的相关情形来看，我们很难去相信日本政府没有参与到这场骗局当中来”。当然，这样的“骗局”也绝不会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亚洲的最后一次表演。

这就引出另一个问题，既然国家的作用如此关键，那么某一国家特有的文化会不会也影响到工业革命的进行呢？自从韦伯的经典研究强调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以来，关于这一方面不少学者也有大量论述。作者不但梳理了桑巴特、熊彼特等人影响较为深远的观点，而且还详尽论述了麦克洛斯基对于所谓“中产阶级美德”的研究。虽然麦氏的写作学术性与通俗性混淆，但她依然希望自己的观点能说服更多的人。在她看来：“真正的自由主义者主张：在欧洲西北部，特别是在荷兰，然后在英国，正是不同寻常的企业家的尊严和个人自由，在社会重新评价企业家精神和生活的帮助下，带来了不同寻常的国家财富”。自然，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金钱关系实为一切社会关系的总枢纽，成功发财的人总会被后人不断称颂，并赋予他们各种各样的华美名词。因此正如作者所说的，“她的全部著作只不过是要为资本主义辩护罢了”。只是在今天，会不会有人却将这种“辩护”视为“真理”呢？

四、全球视野如何可能？

在本书的末尾，作者分析了晚近颇为流行的全球史研究。这一研究范式旨在打破“西方中心论”，强调从世界其他地区的视角来看待工业革命，从全球经济变动的角度来分析某一地区的具体状况。此外，尤其着眼于论证近代西方的崛起实为偶然现象，并无先前许多论述中所说的充满必然性。因此，这一研究范式特别聚焦于中国、印度等地在14至18世纪时的社会经济状况。但是作者指出，这样的研究范式自然有其创新之处，但在研究方法上却是依靠不少只能自证的理论假说，一旦其他研究者不将这种假说视为理所当然，那么接下来的论证就很难说服人。

犹有进者，这些研究大量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导致在根本上并不能形成新的叙事，只是对之前的历史叙事进行重新解读而已。说到底，非A也是A的一部分而已。对此作者指出：“古典经济学已经为今天的历史研究植入了一种预设的意识形态结论，使研究者稍不留神就会在亚当•斯密已画好的框架内从事用历史资料‘论证’主流理论的工作”。

不过即便如此，随着视野的扩大，人们至少有可能认识到“古典经济学在当时的迅速传播，与其说是因为斯密发现了经济运转的规律，不如说是因为斯密及其继承者的学说能最有效地迎合英国工厂主们在新形势下的利益。然后，学术演化虽嵌入社会演化中，但亦自成逻辑，通过19世纪逐渐形成的现代学术体制自我繁殖。故时过境迁，社会行动者的利益或又发生改变，学术界既有的范式却可能形成稳定的意识形态霸权，反过来宰制社会行动者，使他们的选择与行动未必符合他们真实的利益”。这种类似于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颠倒”有无克服的可能？这不仅仅是工业革命史研究中的问题，更是关乎我们今天需要什么样的历史观的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