傲慢与偏见带不来自由民主（图）

不少信奉“自由民主”的香港从政者都认为香港属于“自由民主阵营”，它显然是指香港“想成为”这个阵营的一员，并非已经是。如果已经是“自由民主阵营的一员”，香港就不需要争取“真普选”，更不应该发生特首或政府主要官员决策背离社会期望的事情，包括修订《逃犯条例》或制定《禁蒙面法》。我同意香港与内地的冲突是“意识形态”之争，是“自由民主模式与中国模式之争”，但意识形态之争或“模式”之争对香港的意义何在？它是香港的深层次矛盾所在吗？是否与欧美国家、日本、甚至台湾一样归属“自由民主阵营”，香港就是理想社会，不会发生警暴和骚乱、不会发生住房短缺情况？大家应该思考一下，不要草率下结论，甚至将讨论政治化。

梁家杰先生认为，香港的深层次矛盾“只得一个，就是自由民主模式与中国模式之争”，估计他认为最近的反修例风波就是这种“模式之争”的具体呈现，亦是“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结果。这种定论恐怕过于草率，因为谁都知道，法国的“黄背心运动”、西班牙的加泰独立运动、伊拉克的民生冲突都没有所谓的“自由民主模式与中国模式之争，意识形态大相径庭”的背景。事实上，社会骚乱在“自由民主阵营”中是常见的，对此我们该如何解释？在过去几十年，太多政治争论假“自由民主”之名上演，结果都是政客的玩弄，这两天美国国会对总统的弹劾案就是例子，总统特朗普和众议院议长佩洛西都是以维护民主之名，指摘对方破坏民主，很好地说明了政客如何摆弄“自由民主”。

所谓“自由民主模式”从来没有在“一国两制”环境里实践过，传统的“自由民主模式”亦存在于多种政治制度中，如英国的议会制和美国、法国的总统制。既然如此，在“一国两制”之内，香港这一制的自由民主模式是什么就必须研究清楚。过去22年的经验证明，香港追求的“一国两制”存在各种争议，特别是香港这一制的设计，但它无法用政治口号和简单推理来说明。一些人认为“一国两制”就是两制之间老死不相往来，或者井水不犯河水，估计大多数人今天不会再如此理解；认为“独立”就能解决“困局”更是不切实际，但持这种想法的人数已不容小觑。

其实，如果不是“自由民主模式与中国模式之争，意识形态大相径庭”这种背景，内地与香港就不用实行“一国两制”。法国、美国这些“自由民主”国家和中国是“两制”，“意识形态大相径庭”，但它们之间有来有往，虽然会发生冲突，但关系也很紧密。既然“两国两制”都可以基本友好，为什么“一国两制”好像更难？香港和内地是“一国两制”，澳门同样如此，但香港人认为两者之间有差异。港澳两地当然有差异，然而，除了用傲慢与偏见来评价之外，我们能否认真探讨差异所在，而不是一句带过？如果香港人真正珍惜“一国两制”，为什么大学教授却不深究其内涵，只懂得草率评论？如果“两国两制”容易明白，就应该用更多精神研究“一国两制”这种创新制度设计。将“一国两制”在香港实践遇到困难的责任推给中央政府并不公平，更无法解决问题。香港的政治人物应该超越狭隘的政治盘算，不含偏见地思考什么是符合香港利益的“一国两制”，更不应以为香港有条件“欺负”中央。任性和无知没有作用，内地人在歧视面前亦不会没有脾气，实事求是寻求解决方案才是上策。

“香港独立”，“光复香港、时代革命”为什么无法解决问题，而且是最无聊的方式？首先是做不到。如果以为美国或全部西方国家通过“香港人权法案”就能为香港带来“自由”，那是无知；如果认为“揽炒”或建立“黄色经济圈”是出路，那是愚蠢。就算不幸做到了，香港只会变成叙利亚和伊拉克，美国自以为“帮助”这些地方摆脱“专制”，结果是生灵涂炭，经济凋零。香港的出路只能够是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实现“一国两制、高度自治”。我们应该反思的是今天香港是否实行着“一国两制”，如果是，为什么是，如果不是，又为什么不是？那些激进示威者是在“一国两制”的环境里进行破坏，还是通过破坏争取“一国两制”？其实，究竟我们要保护今天身处的制度还是要改变它，或者是要如何改变以及改变到什么程度，都是社会应该寻找共识之所在。

我们可以尝试用多个角度认识“一国两制”。欧盟是一个“多国多制”的政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国多制”的政治体，澳门、香港、内地就是三制，如果加上以后的台湾，就是四制。为了简化说法，中共称呼其为“一国两制”，然后加个“香港方案”、“台湾方案”、“澳门方案”的后缀。至于欧盟，差不多每一个成员国的政治结构都有一些差异，但都离不开议会制和总统制，统称为自由民主制度。英国脱欧表面上是因为英国部份民众不满意欧盟的移民、经费共享、法律凌驾主权等规则，认为英国身处欧盟让自己的利益被侵占。事实是否如此，一两年之后就会清楚。英国和其他欧盟国家虽然是民主自由政体，欧盟也算，还是会发生冲突，甚至决裂，恰恰证明“多国多制”的“民主自由阵营”之内亦可以存在各种矛盾。

对于“一国两制、香港方案”，某些人至今认为运作不佳，但理据各异。就以大陆游客为例，这显然跟“一国两制”无关，台湾现政府不认同“一国”，却非常欢迎陆客，星马泰更是。香港处理不好大陆游客，是因为政府治理能力低下，是“港人治港”做不好，就好像英国自己做不好，将自己的失败推卸给欧盟一样。法国和德国同样要承担身为欧盟主要成员的巨大责任，又不见得它们要脱欧。这次反修例其中一个理据是铜锣湾书店股东李波曾经“被送中”，然而李波事件同样不必然与“一国两制”相关。李波被抓走属越境执法，在任何情况下这都是犯法，不是衡量“一国两制”成效的准则。据称内地执法人员还从泰国将瑞典公民桂民海抓回大陆，那是“两国两制”，所以就算香港是“独立”的，同类事件都可以发生，不能将其视为“一国两制”失败。有人说刘晓波事件影响“一国两制”，那就更荒谬。相反，“一国两制”可以避免刘晓波事件在香港发生。

香港立法会曾否决特区政府就全国人大常委会“831”决定制定的政改方案，很好地说明了“一国两制”有效运作；内地人员无法在香港执法，所以才发生越境执法的李波事件，同样说明“一国两制”的严肃性；香港发生六个多月的骚乱，内地武警或解放军没有介入，同样事件发生在深圳就不一样，说明“一国两制”正在运行；香港要跟内地签署逃犯移交协议，由于香港的决定而又取消，同样说明“一国两制”正有效落实。有人担心2047年会变成“一国一制”，这种焦虑可以理解，但也同时说明香港今天正执行“一国两制”，大家希望保护它。既然如此，为什么又要破坏社会稳定，危害实践中的“一国两制”，甚至鼓吹“一拍两散”，让中央将香港提早改为实施“一国一制”？

前段时间有种“揽炒”理论大行其道，可行吗？开始时，一些人希望和中央政府“揽炒”，幼稚的程度是极致的，结果是笑话。认为美国通过人权法案是另一种“揽炒”，当然也是笑话，眼下中美快将签署贸易协定，不是更能突显美国政客在左右逢源、各取所需吗？后来有人提出建立“黄色经济圈”，更是儿戏，去“黄店”食饭，有没有想过店铺业主恐怕大多是“蓝丝”、大多数食材来自内地、侍应的制服也很可能是内地工厂制造？更不用说有“蓝丝”老板在餐厅门外贴上“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冲动的时候，胡思乱想可以变得现实可行，但冷静下来就要尽快看明白，因为错误判断的代价会愈来愈大。

“自由民主”既可以是一种信念、价值观、文化追求、生活模式追求，亦可以是制度设计，而且是多样式的制度设计，将其泛称为意识形态，未尝不可，但很容易误导大家，包括自己。“意识形态”与“模式”两者有着不同性质，意识形态可以变化万千，并无定式，甚至随意被政客摆弄，但“模式”或制度必须实事求是，符合现实可行原则。就以同性婚姻为例，大家本以为台湾在这方面很“自由民主”，但置于公投竟然被否决。其实台湾民意否决的是制度设计，也就是倡议者原意是要通过修改“民法”，将异性婚姻和同性结合等同起来，这就触碰了坚持异性婚姻的红线，最终只能够放弃修改“民法”，用专法来处理，顺利过关。在意识形态上，台湾大多数人认可保障同性结合伴侣的权利，却无法接受自己的生活模式遭到侵犯。这是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之间如何两全其美的极佳案例。

香港大多数人认同民主自由价值和生活模式，《基本法》亦不反对，但在制度设计上，中央政府坚持行政主导的制度，精神上等同美国的总统制，而且提出对主权的制度设计，包括对行政长官的委任权、国家安全立法等，但香港部分人士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没有清晰认识，甚至在讨论中既用《基本法》条款要求普选，却对23条立法和中央对治港人士的政治要求视而不见。在这里，意识形态之争的格局清晰可见，大家却不懂得用制度设计去缓解纷争。其实，就算是成熟的制度都会发生争论，更何况是试验中的崭新制度，既是“两制”就会有不同观点，但有些人以为可以用“两国”的态度来处理，当然更是困难重重，只有认清楚“一国”的基本框架，在符合“一国”的前提下才能解决“两制”的冲突。

梁家杰先生原是法律专家，有一段时间转行从政，大家对他的尊重源于其法律地位，包括在政治中坚持法治的重要性，但“自由民主”制度如何在“一国两制”框架内实现首先是政治议题，不能将讨论停留在法律层面。法律界人士习惯了在争执中寻求共识，但近年法律界将焦点转移到要完胜对手。很可惜，香港面对的是政治争执，而不是法律争执，用法律辩论的技巧来解决政治分歧，就好像企图用暴力解决政治分歧一样，徒劳无功。香港人大多希望生活在“自由民主”的生活中，这是否等同属于“自由民主阵营的一员”，我看未必，更何况“阵营”这种叫法，有种“对抗”的意思。估计中央政府并不害怕面对“对抗”，只不过对抗是否有利于香港市民的生活，梁家杰大律师或许要三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