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维：从抗拒到接纳 港人如何摆脱“恐中”心魔（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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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标”态度源于“信仰”

近年，香港与内地的年轻人似乎愈发水火不容。在香港，内地的狂热爱国人士被揶揄为无脑的“五毛”、“小粉红”；在内地，打着“自由民主”旗号排拒内地的港青则被诟病为“废青”、“叛臣贼子”。不止如此，双方对中美的看法亦南辕北辙。黄裕舜将这些容不得对方声音的年轻人分为三类群体，进行比较。

第一类群体是两地的“海归派”人士。黄裕舜发现，质疑“民主有什么好”、发表最强硬、最鲜明观点的，往往是在国外受高等教育、事业有成的内地“海归”。他没有将这些人归结为“被洗脑”，而是认为他们经历了国家从不自信到自信的过程，海外经历亦将他们的“爱国”变成本能，令他们感到自身经历与国家历史发展交织。而这样的归属感和认同感是海归派港人所没有的，他们有的只是对西方虚无缥缈的、 或对自由主义近乎疯狂的追求。

第二类群体则是在本地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士。他认为，在内地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或许对西方价值怀有浪漫憧憬，但多数会持观望态度。而受本土教育的港人，在煽动性言论或煽动性政治家的挑拨下往往会被推到对立面上，他们对中央非常不信任，在此基础上衍生排华情绪，也就是民心未回归的“后遗症”。

黄裕舜认为，香港“恐中”情绪弥漫，一部份源于文革时期有部份人逃难来港的历史原因，其后代对内地会产生天然的、根本的不信任；另一部份则因为近年的社会运动。（HK01）

黄裕舜将未接受高等教育的年轻人列为第三类群体：“本来，这些香港青年已渐渐觉得内地的生活也不错，放假会去深圳喝喜茶、打边炉，看的综艺节目可能是《中国好声音》。两地文化本已慢慢融合，但由于2019年的反修例运动，不少人与内地的心理距离愈来愈远。反之，在内地未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眼中，是国家给了他们一切。”

由此可见，作为两地社会发展主要力量的年轻群体，无论有何学历和经历，对中国与西方国家都有不同理由的“盲目”，且不想聆听对面的声音。曾任香港环境局副局长的民权党（现已解散）创办人兼前主席陆恭蕙认为，应放下固执的预判，了解后再谈看法。“我任政府官员时，曾见过许多内地官员。常说中国不愿承认自己的问题，但反而是这些官员谈中国的问题谈得最多。他们经常会分享这些问题及解决方案，所以我并不觉得中国人会否认问题（的存在），他们只是有自己的方法去解决。”

香港与内地年轻人对中国和美国的判断出现严重分歧，而这样的分歧与不同程度的盲目，正是抗拒与恐惧情绪的来源。当“我们不要内地那一套”成为了抗拒的话语标志，就要理性分析，拷问自己“为什么”。

无谓的恐惧最可怕

在陆恭蕙看来，恐惧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无谓对错，但求多一步思考。“你可能会说：‘我真的不喜欢内地。’那么你问问自己：为什么？若不接受北京的主权，但现实就是如此。况且，在北京看来，你可以内心不接受，但不要来烦我。”她笑言，但马上严肃起来，“你也可以说不喜欢中国的一些政策，那就拿出来讨论。我们没办法帮每个人回答这样的问题，所以大家都需要问自己。”

她进一步解释，港人认为内地的价值观中没有他们所追求的人权，故惧怕自由受损，希望用普选保护自己——自己选出的领导人定会在北京面前保护香港。但在北京眼中，普选不一定能解决问题，如内地政府并非普选产生，但仍能帮人民提高生活水平，能“交到功课”，这便是“绩效合法性”（performance legitimacy）。在她看来，两套看法并无对错高下，但香港人追求民主已变成绝对“追求”。“我们没得到普选，就会一直觉得北京始终欠我。民主不再是一个过程，而成为了一个目的，得不到誓不罢休。”

黄裕舜认为，除了本身已有的抗拒，还有一些被政客制造的恐惧。他举例，如此次抗疫过程中，反对检测、国产疫苗等事件频发，当中一定包含多年来人们对国家的误解与偏见，而一些政客刻意制造并放大这种心理，将其煽风点火为“惧怕心理”。他指出：“过去一年中，许多政客都在拼命找自己的生存空间，无论泛民还是建制，香港所有政客都要出来刷存在感、曝光率，从而争取更大的话语权。然而，对于市民来说，政治恐惧便由此而来。”

不必作出绝对判断

《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在《世界是平的》（The World Is Flat）一书中提及中美关系，他认为，在过去近四十年的中美关系中，有着“无意识的融合”——中国向美国出口低附加值产品，美国则卖高科技产品给中国，而在此过程中，美国并不在意中国是专制还是自由，世界的稳定发展也得益于两国友好关系。但后来，中国的高科技得到了发展，并试图将华为等产品卖给美国时，美方便警惕起来，而此时，价值观的差异便会突显出来。也就是说，中美现阶段正经历着四十年来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冲突，而“战场”则是整个世界。

黄裕舜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的价值观，都只是价值观而已，而价值观本质上并无对错之分，人类应该遵守的一些界线或道德规范是存在于多元文化之外的。不论以君主、贤能、威权还是功利主义等来管治国家，都只是管治的形式。身处哪一种管治之中并非问题所在，有无思考、反思，辩证看待不同价值观的能力才是关键。

也就是说，将两套逻辑、价值观割裂的不是它们本身，而是人。在中美关系中，尽管制度、意识形态不同，但期待的结果却殊途同归—令人民不受战火之苦，在互利互惠下共同发展，所以尽管陷入僵局，双方仍会不断寻找合作机会。既然如此，香港何必故步自封，为自己贴上标签并自困其中？

作为早期的民主派，陆恭蕙直言，自己成长的过程中吃的就是西方民主自由这一套，并相信这是最理想的。“政府最好是我们自己选出来的，这套理论对我们而言已入心入肺。因为早在我父亲的时代，大人们就将美国视为理想之地。”但如今，美国的内政弊端和社会问题逐渐暴露，是否就应转变自己的信念？

然而，她从不用“绝对”的对错、善恶去看待世界，她举例道：“彭定康做的事都是绝对正确的吗？美国去打中东也是对的吗？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是错的吗？中国要与世界平等对话是错吗？⋯⋯我的意思是，这些是复杂的问题。在政治中，绝对的事情是极少的。香港人不必马上作出最后判断，判定哪个好、哪个坏，因为这不能帮助我们。”

正如陆恭蕙所言，绝对的判断之于香港，是没有意义及好处的。“与其他地方一样，香港制度的完善，需要经历不断尝试、修改。而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北京的意见。”她分析道。然而，北京的意见与声音是令港人感到恐惧的—从《基本法》第23条立法过程中的风声鹤唳，到加辣版《港区国安法》的落实，都令港人不寒而栗。陆恭蕙表示，这是因为港人从不习惯思考什么是“颠覆国家政权”、什么是“分裂国家”等问题，因为在他们眼中，这是言论自由。但需要承认的是，言论自由的范围有着不可以逾越的红线，“我们是中国的一部份，所以这些罪行不只是、也不应是‘言论自由’这么简单。”

无论是对西方的痴迷，还是对中国的抗拒，皆因自身根深蒂固的逻辑与观念。对此，陆恭蕙表示，将之前所信的东西放下固然很困难，但反思是人类独特的能力，首先要问问自己，缘何抗拒、惧怕？然而再去直面、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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