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新冠债券后，反德潮是否会卷土重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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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欧债危机中，德国总理默克尔被贴上希特勒小胡子的形象，出现在希腊街头抗议者的手中。而今的疫情风暴中心，意大利《共和报》（La Repubblica）刊登了一幅讽刺漫画：德国国徽标志中的老鹰双爪捧满了钱。标题是：不许动，首先别动钱。

在如何重建疫情危机后的欧洲经济问题上，因为欧元区国家的分歧，德国被推上了风口浪尖。分歧的焦点是一个叫“新冠债券”（Corona-Bonds）的共同债券。为拯救疫情重创下的经济，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在内的一些南欧国家主张拉包括德国在内的信用评级高的欧元区国家入群，共同从国际金融市场融资，且共同承担利息和债务。而包括德国、荷兰、奥地利的北部国家明确反对，拒绝将债务共同化。

一些意大利人失望甚至愤怒的言论出现在媒体上：“大家似乎只顾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德国人该吃药了，怎么忘了二战时我们是怎么对你们的”。“我们意大利人对德国的确很失望。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难民危机，意大利总是那个被抛弃的倒霉鬼。”一位来自米兰的朋友向我确认。

“新冠债券”的前世今生

新冠债券的设想并非疫情中的创意，而是可以追溯到约十年前的欧债危机。当时，类似的计划被称作“欧元债券”（Euro-bonds），当时也被德国拒绝了。拒绝的理由是一样的：不能将债务共同化。根据《欧洲联盟运作条约》（Treaty on the Functioning of the European Union）第125条，成员国不承担别国债务。该条款也是欧洲联盟经济暨货币联盟的基本条款之一，旨在防止一国在不稳固的财政状况下指望别国来救急的行为和道德风险。

而今，这不是靠一个条款能拒绝的。

目前为止，德国出台了7500亿欧的经济援助政策。而这个数目对于受疫情冲击更严重的意大利，凭一己之力难以企及。虽然同属欧盟国家，德国无论在债务状况和经济发展上，意大利和西班牙难以望其项背。而各国融资能获得的利率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财政和经济发展状况。

就主权信用评级而言，欧元区大概可以分为三个等级：以德国和荷兰为首的优等生，它们拥有最好的信用评级。其次是法国和巴尔干地区国家，再次则为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堆积成山的债务，居高不下的失业率，夯实了欧元区差等生的形象。S&P给予意大利的信用评级为BBB，展望负向，西班牙为A，德国则是AAA最优。

据eurostat，意大利2019Q4债务占GDP的134.8%，西班牙则为95.5%，德国为59.8%。而《马斯特里赫特条约》规定，公债规模占GDP不超过60%。2019年意大利的失业率为10%，西班牙为14.1%，德国为3.2%。雪上加霜的是，原本经济薄弱的意大利和西班牙这次受疫情冲击最大，而其支柱产业旅游业期间几近瘫痪。

总之，意大利和西班牙若拿出这样一份“简历”，很难获得金融市场的信任。不难理解，在这样一个待遇悬殊的前情和弱者更弱的疫情下，如果差等生能乘上优等生的东风，这个悬殊就会消失，弱者会偿付比自己单独融资更低的利率，而强者因为折中，则需要支付比自己发行国债更高的利率。

来自于欧元区的包括意大利在内的9个国家在三月底来联合呼吁欧元区的团结，警醒欧盟崩裂，力主新冠债券。意大利总理孔特发表讲话说，这里没有赢家和输家之分，我们在谈论欧洲时，若赢，全赢，若输，全盘皆输。而赢的保证就是“新冠债券”。谁要反对新冠债券，就是反对欧洲，反对意大利。

德国和荷兰直接拒绝了，同时拿出了另一份现存的ESM（European Stability Mechanism, 欧洲稳定机制）中一个从未用到过的预防性金融援助方案（Precautionary Financial Assistance）。它能帮助欧元区国家得到相当于其2%的GDP数额的资金。也就是说，意大利可以得到约400亿欧，西班牙则为300亿欧。按规定，使用该工具的前提是申请国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根基上是正常有序的”。

德国是ESM最大的金主，提供约26.9%的资金，也就是说德国在此的最大风险为1899亿欧。德国想承担的也只是这26.9%，而不是新冠债券里的没有边界的风险。而且，德国担心一旦妥协，该计划就会变成永久机制。

意大利等国不买ESM的帐，认为其在救急上无异于杯水车薪，且一再坚持“新冠债券”。确实，ESM的上限是4100亿欧。三月底和四月初的两次会议，欧盟各国都无法在新冠债券问题上达成一致。

期间，德国财长朔尔茨(Olaf Scholz)提出了“三支柱战略”：第一个支柱为前文提到的、针对欧元区国家政府的ESM预防性金融援助。朔尔茨明确表示，德国不会要求意大利等国进行国内经济改革作为申请前提。欧债危机期间，为了银行破产的威胁中走出了，希腊接受了条款严苛的ESM救助资金，条件则为必须进行严厉的财政紧缩和公共资产私有化政策。这正是意大利想避免的。第二个支柱为欧洲投资银行向欧盟成员国企业注入资金。第三个则是欧盟委员会针对就业人员、防止失业潮的“短工计划”，也就是欧盟委员会提出的“Sure”计划：欧盟成员国提供250亿欧的担保，欧盟委员会融资1000亿欧，提供给成员国。

欧盟内部市场专员、法国人布雷顿（Thierry Breton）和欧盟经济专员、意大利人简提洛尼（Paolo Gentiloni）联合发文呼吁将新冠债券作为除“三支柱战略”之外的第四个支柱。

4月23日，欧盟峰会最终批准的是价值5400亿欧的援助计划，也就是此前提到的“三支柱战略”。其中ESM的预防性金融援助工具提供给欧元区国家2400亿欧资金援助，申请的唯一前提就是该资金只用于公共卫生领域。

据路透社报道，默克尔在会上一如既往地明确拒绝新冠债券，强调债务共同化是不可能的。而意大利总理这次没有反驳ESM。新冠债券主张再次落空。

“新冠债券”于德国：门前雪，还是瓦上霜？

德国国内对于新冠债券有不同的声音。

反对者们认为这是意大利等国滥用疫情，道德绑架，“我想要更好的更多的，让别人买单吧”。也有人认为，意大利国内民粹主义势力煽动反欧反德情绪，将接受ESM和下跪，卖国联系到一起，是纯粹的政治宣传而已。

在各党派中，联盟党显然是反对的，反对党绿党和左翼党则支持。而在顶级经济学界，也有不同的声音。

德国ifo经济研究所所长复尔斯特（Clemens Fuest）认为新冠债券“不现实”，等到设立专门的机构，发行债券进行融资，需要好几个月甚至更长，不适合救急。联邦政府最重要的经济顾问团“经济五贤人”之一费尔德（Lars Feld）认为，债务共担在欧洲是危险的，必须要避免。确实，这些年来德国国库实现创纪录收支盈余的原因之一就是低利率。债务共同化对德国可能意味着债务恶化。

而曾在金融危机期间反对欧元债券的德国经济研究所（IW）所长胡特（Michael Hüther），这次却支持新冠债券。他将两者区分开来: 新冠债券不是欧元债券，而只与现有财政政策无关的、暂时的应急措施，而且在上个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期间已经有过共同债券的先例。他认为，这次的形势和任务都不一样，没有哪个国家该为这场疫情负责，这次危机也不是以千亿欧级能解决的，而是万亿欧，而新冠债券能够以较小的经济代价实现巨量资金。同样重要的，德国需要发出一个关于“团结”的信号。

团结，这是欧洲在新冠疫情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新冠债券已经不只是经济问题本身，它只是矛盾的导火索。回看历史，二战德国战败后，世界进入东西冷战时期，马歇尔计划让包括德国在内的欧洲国家得到重建，自从德国乘上了欧洲一体化的快车：1951年欧洲煤钢共同体成立，1957年签署《罗马条约》，在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德国经历了经济奇迹和自信心的重新崛起，1991年《马斯特里赫特条约》通过。德国是欧洲一体化的最大受益者，德国是最不应该看到欧盟瓦解，欧洲经济形势崩溃的那一个。然而，长久以来，欧盟各国经济唇亡齿寒，却是失衡的。德国好似那个严苛的爱鞭策的学习委员，意大利等国则是那些不成器的差生。南北欧积怨已久。所以，新冠债券背后的诉求其实是被团结和齐头并进。如何回应这个诉求，于德国，不是他人那瓦上霜，而是自家这门前雪。在民粹主义崛起的现今，经济政治稳定的德国显然需要能者多劳，多得多劳。

德国财长曾说，“三支柱战略”就是一个团结信号。显然，意大利等国是接收不到的这个信号。而在德国国内，如何进行一场恰当的政治辩论，从而传播一个能不为右翼所用的、团结欧洲的信号，也是一个必需且艰难的政治考量。

所以，欧洲的反德情绪，甚至反德潮，有无卷土重来的势头？问题的另一种提法则是，德国有没有这个智慧向传播一个足够强烈的、关于欧洲团结的信号？显然，刚刚通过的援助计划中德国所承担的部分，已经接收的229位意大利、法国和荷兰新冠重症病人，以及援意的7.5吨医疗物资，是不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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