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认识一个丘吉尔：种族主义者、伪君子和神话创造者（图）

李也许是一个军事天才，但他的贡献是领导了一场分裂国家的叛乱，以捍卫一个依据肤色奴役数百万人的制度。在乔治·弗洛伊德的时代歌颂他终归是站不住脚的。另一方面，尽管丘吉尔有明显的缺点，但他受到尊敬不是因为那些缺点。议会广场和其他地方的雕像意在提醒我们他最辉煌的时刻，而不是最黑暗的时刻。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记住那些最黑暗的时刻，因为历史不是一维的，历史的主角也不是一维的。丘吉尔确实是一个复杂的人物，在最凶险的时刻，他为保卫英国乃至西方文明做出了激动人心的努力，这掩盖了他那些不怎么样的记录。

“面对历史上最重大的危机时刻，他以高尚和英勇的方式领导英国人，但此后也一直在误导他们，用具有欺骗性的幻想来维持这个国家，幻想其伟大、独特且孤军奋战，同时阻止英国人接受他们在世界上真实的位置，”惠特克罗夫特写道。“如果我过多讲述了丘吉尔的失败和愚蠢，”他还说，“部分是因为自从他跃升至英雄地位以来，这些失败和愚蠢被很多人忽视了。”

当然，丘吉尔修正主义几乎与丘吉尔的门徒传记一样像个家庭作坊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诸如《丘吉尔：失败的研究》(Churchill: A Study in Failure)之类的书经常出现，一直到去年的《丘吉尔神话》(The Churchill Myths)。奈杰尔·汉密尔顿(Nigel Hamilton)刚刚完成了关于富兰克林·D·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的三卷系列，专辟篇幅讲述了美国总统不得不阻止丘吉尔，以免他搞砸与纳粹德国的战斗。

尽管如此，在这一点上很少有人的论证像惠特克罗夫特那样有力。他是一位资深的记者和历史学家，写过关于犹太复国主义、南非矿业巨头、英国保守党和前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书籍。他似乎特别渴望揭穿其他作品中谄媚和部分虚构的描绘，诸如电影《至暗时刻》(Darkest Hour)或像鲍里斯·约翰逊撰写的那篇一样“老套而随意”的传记。

“这不是一种含有敌意的叙述，”惠特克罗夫特坚持不用“历史修正主义”这个词，而是用“另类历史”。然而除了1940年那一个亮点之外，他对丘吉尔的一生，对他粉饰自己的传世形象的企图，以及在他死后出现的所谓“丘吉尔教”，给出了毁灭性的评价。

这是一份长长的控诉清单，不过都不陌生——丘吉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那场灾难性的加里波利战役，他对维护不列颠海外帝国的热情，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不明就里地选择在非洲和地中海地区作战，而不是进军法国，他对孟加拉饥荒的漠视导致死亡，他支持对德国城市进行地毯式轰炸，还有他和斯大林的那些令人不齿的协议，等等。另外当然还有丘吉尔的种族主义，通过“高等种族”之类的理论生动呈现出来，在他看来，应该排除在更高级种族之列的，有被他以那个N开头的词相称的非洲人；被他称为“猪尾巴”的中国人；以及他轻蔑地称为“巴布”(baboo)的印度人。

惠特克罗夫特认为，扬传奇、抑现实的做法，导致后世的领导人把自己带向了军事上的溃败，因为他们都有一种受到误导的愿望——成为下一个丘吉尔。“本着对绥靖姿态或慕尼黑幽灵的恐惧而做出的行动决策，”他写道，“总是会招致惨败，从朝鲜到苏伊士到越南到伊拉克以及其他许许多多事例，屡试不爽。”

惠特克罗夫特是一位笔锋犀利、技艺精湛的控诉者。丘吉尔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他对各色人物做出了尖刻的评价，包括伯纳德·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夸夸其谈的虚荣之人”）、乔治·巴顿(George Patton)（“神智不太健全”）、比弗布鲁克男爵(Lord Beaverbrook)（“彻头彻尾的恶棍”）、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二流的头脑”）、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傲慢而粗野”）和阿德莱·史蒂文森(Adlai Stevenson)（“伪善的自由主义者”），当然还有一众跟他不对付的英国史学家，以及赛珍珠(Pearl S. Buck)——最后这一个原因显而易见。

他尤其厌恶目中无人的美国人，他们创造了自己的丘吉尔教，却对这个人没有真正的了解。他认为这一派的源头是约翰·F·肯尼迪(John F. Kennedy)，第一个用丘吉尔来伪装自己的美国总统，接下来就是在首次就职演说中引用丘吉尔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以及在椭圆形办公室里放着丘吉尔像的乔治·W·布什(George W. Bush)。

只有当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和特德·克鲁兹(Ted Cruz)这样的人在用丘吉尔壮声势时，惠特克罗夫特才会站出来捍卫他：“丘吉尔在他漫长的一生里傻话、傻事不少，其中有一些是灾难性的，甚至是卑劣的，但他对宪政和民选立法者怀有深深的敬意，特别是对美国国会，他在那里受到过热情的欢呼。他可没做过什么事能让他沦落到要跟特朗普、朱利安尼、克鲁兹为伍。”

对于丘吉尔面对希特勒拒不退缩的勇气，也许惠特克罗夫特显得有些淡化其重大的意义，而这可能是因为，他的书是在对安德鲁·罗伯茨(Andrew Roberts)做出明确答复，后者在他2018年的传记《丘吉尔——与王朝同行》(Churchill: Walking With Destiny)中以纯熟的手法赞颂了丘吉尔的这一点。

不出意外的是，罗伯茨在《旁观者》(The Spectator)杂志上发起了反击，嘲笑惠特克罗夫特对丘吉尔的攻击是“人格暗杀”，并指出书中一些事实错误。“用了这么多笔墨，无数次出拳，结结实实打中的次数却少之又少，这在丘吉尔修正主义领域里都是闻所未闻的，”罗伯茨写道。他们当然只是在从不同角度看同一个人。有人认为罗伯茨的书是有史以来最优秀的单本丘吉尔传记。而惠特克罗夫特的这一本，可能是最优秀的单本丘吉尔控诉。

从雕像中是很难看到复杂性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像这样针锋相对的书，帮助我们塑造历史编辑中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