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香港能否走上发展科创的“高速路”（组图）

全世界可能都找不到这样一场别具一格的活动——

时而有趣，热情幽默的主持人，白人面孔却操着熟练粤语，上百个来自世界各地创业者，一起把帽子抛向空中庆祝“毕业”；

时而严肃，嘉宾致辞，普通话、广东话齐上阵，一板一眼几乎无异于中国隆重场合的政治讲话；

时而甚至有点荒诞，一众模特穿着由科技产品启发的奇装异服，上台走秀，与企业创始人们背靠背站定，后者往往手足无措；

香港科技园建园20周年纪念活动上的现代舞表演。

7月6日，走进“香港科技园公司20周年纪念活动”的会场，不难感受到园区的活力，大厅展示着飞行训练机、颅内微创手术机器人、一台无人叉车，甚至一个低轨高频卫星。园区正中是一颗巨大的蛋形建筑，似乎寓意这里的使命——科技创新企业的孵化器。

但另一些细节，也能感受到这里与香港的距离。金融业聚集的中环，人潮涌动，摩肩接踵，下班高峰，衣着光鲜的打工人排起大长队等待公交车；贸易运输业聚集的葵青码头，货柜累积如山，吊车的手臂伸向天际，鳞次栉比；相比之下，科学园人烟稀少，位置偏远，搭乘的士去，司机第一时间甚至没有反应过来是哪里。

模特与企业创始人。

香港作为金融中心、商贸之都，踏上科技创新之路，却起步晚，困难多。但又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出席这场活动的香港新特首李家超说“没科创，没未来”。香港科技园行政总裁黄克强也说，“科创”对现在的香港来说不是一项选择题，而是一道必答题。

然而，香港要博一个“科创”的未来，却有必要先思考“为何搞科创？困难在哪里？如何走下去？”三个问题。

香港的“四个轮子”

不妨先盘点下，香港现在有什么？香港的两根经济支柱是贸易物流和金融服务，分别占GDP的20%左右。

这两个产业蓬勃发展，与香港自身努力不无关系，但也是“老天爷赏饭吃”。香港开埠之初，就是英国人为打开中国市场设立的贸易据点；在改革开放后，这一独特的区位优势更加凸显。中国虽然对外开放，事实上则是“国门半开”，不少行业还有关税，西方高科技禁运也依然存在。

而各国对于香港和中国内地则区别对待。以美国为例，美国1992年通过《美国 - 香港政策法》，授权美国政府在香港主权移交后继续在贸易上给予香港与中国大陆不同的待遇，包括关税和出口管制等。

贸易地位上天差地别，但距离不过一河之隔，这就为香港提供了绝佳机会——转口贸易。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副教授庄太量解释，香港在转口贸易中收取“手续费”获利，以2018年为例，转口贸易量是香港GDP的三倍左右，香港只要收取6%左右的服务费，规模就能达到GDP的20%。

在冲击下香港葵涌货柜码头的全球排名连年下跌。

通过转口贸易，几乎没有制造业的香港，却成为全球第六大商品输出地。

香港的另一优势金融业也颇为类似，早在80年代香港联交所即成立，彼时中国发展提速，但金融领域发育迟缓，即便时至今日，金融管制依然严格。相比之下，香港资金自由流动，又处于中国主权之下，天然成为中国金融在体外循环的一个中心——不仅是大量优质企业的上市目的地，还是全球最大的人民币离岸业务中心。

贸易和金融，由此成为驱动香港发展的“双轮”。然而，近年来，仅靠这两个轮子，似乎跑得越来越不稳了：

一方面，中美对峙愈发激烈，美国威胁取消香港独特的贸易地位，再加上中国其他港口设置保税区等措施（比如海南自贸岛），以及装卸自动化革新带来的低费用，多少会稀释香港的优势，让香港港的吞吐量排名不断下滑。2004年时保持多年的全球吞吐量第一拱手相让，此后被上海、深圳、宁波、广州纷纷超过，排名已掉到第九。

另一方面，金融业吸纳就业能力极差，占经济20%左右，仅创造6%-7%的职位。大量就业人口被挤压进餐饮、零售业的低端岗位，而且这些岗位上升空间有限，阻碍社会流动性，拉大贫富差距。香港大学经管院长蔡洪滨曾表示，对香港经济观察越深入越惊讶，整体发展水平和社会发展指数竟然如此不相称——人均GDP媲美欧美发达城市，但基尼系数、科研投入占比却与非洲无异。

香港社会也逐步意识到，破题就在于科创。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王泠一撰文表示，与多为国际智库研究员交流后达成共识，香港的未来，除了国际金融中心、国际航运中心这两个轮子，还应加上北部都会作为经济战略腹地，以及把打造国际创科中心作为战略突破口，“如同汽车四个轮子间的紧密配合”。

香港的资源诅咒

李家超在香港科学园举行的2022年孵化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

香港在科创上的动作不可谓不早，1999年就设立50亿港元的“创新及科技基金”。但步子却不大，直到2015年才成立创新及科技局，负责制订全面的科创政策；但上述基金每年投入长期增长乏力，在7亿元左右，直到近两年才大幅增长，但也仅48亿港元。

相比之下，同样在1999年成立的“深创投”（深圳市创新投资集团），发展迅速，在今年仅上半年，就已投资项目1463个，累计投资金额约859亿元人民币。

香港起步早，步子小的一个原因，或许可以套用“资源诅咒”的理论来观察——这个概念是英国经济学家理查德·奥蒂（Richard Auty）提出，用来形容某个国家或地区拥有大量某种不可再生的天然资源，反而会形成工业化长期低水平、产业结构难以转型升级、过度依赖某单一资源的窘境。比如中东国家的石油资源。

相比之下，香港的独特区位优势带来的转口贸易和金融业，也是某种天然资源。资金、人才、政策都向这些领域倾斜，而充满风险的科创行业，显然不如房地产投资来得稳妥。

这种意识深入香港社会肌理。以教育为例，香港中学文凭考试（DSE）包括4个必修科目，中、英、数及公民教育及社会发展科目，非核心科目方面，根据官方数据，2020年5万1千多名考生中，参与资讯及通讯科技科的学生有5219人、设计与应用科技科的考生甚至只有539人；相比之下，参与经济科12243人，企业、会计及财务概论科9559人。

而每年香港DES考试的满分“状元”们报读医科已成惯例，因为医生是迈入中上流阶层最稳的选择。甚至在2020年时，四位获港大录取的状元中有一人报读工科而被媒体猎奇报道，当然其他三人报读的还是医科。

一名工作人员在香港科学园展览中演示由中国科学院香港科技创新研究院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中心开发的颅内微创手术机器人系统。

资本的选择跟DES考生们如出一辙——以2019年为例，香港的科研资金投入占本地生产总值的不足1%，而中国内地为2.23%，台湾为3.5%，韩国为4.64%。这还是增长后的结果，过去十多年一直徘徊在0.7%左右，2020年才增长到0.99%。

还有一个资源诅咒，则不是来自资源丰沛的诅咒，而是短缺的诅咒，那就是土地。香港土地稀少，而且大量平地来自填海，土地焦虑长期笼罩香港。所以发展产业，经常以土地为出发点。

举例而言，1999年，从台积电离职的张汝京和汉鼎亚太风投徐大麟希望在香港推行“矽港”计划，但彼时香港舆论质疑实为“炒地皮”，港府最终没有拨地。两人随即北上，当时同样谋求转型发展的上海，开辟浦东新区，大笔一挥不仅几乎免费供地，还附加五年免税，项目最终落地上海，即现在的“中芯国际”。时至今日，中芯国际已发展成拥有七个工厂，在中国科创板上市后，一路暴涨，市值一度突破6000亿元。

有位香港经济学家向笔者扼腕叹息，对于香港而言，错失中芯国际是一次巨大失误，类似的高端制造业，不仅占地更小，GDP产出高，污染少，还能占据独特的产业优势，创造内生价值，避免香港经济脱实向虚；而且可以为香港科技背景的高学历人才提供大量优质的工作岗位，一举改变香港人轻视理工的传统，形成正向循环。

当然，困难不止来自香港内部。香港体量有限，发展科创必然要跟中国内地合作，但在中国的商业语境中，香港虽然已经回归，但总归是境外，面临的问题并不少。比如一位香港中文大学医学院的学者研发出无创孕检和癌症筛查等技术，市场前景可观。在香港本地市场快速取得成绩，扩展的第一步就是瞄准中国内地，但却因中国的人类遗传信息不得出境的规定而受阻。当然，这位教授可以选择在内地建设团队、实验室，设立公司，但也就与香港也就没什么关系了。再比如，一位早年从事电商的香港创业者向笔者表示，他在电商兴起之初就看好这个领域，但当年希望设立公司，却因为香港人不能控股，而发展受困。

做得很好，但还不够

平心而论，虽然困难重重，香港的科创还是取得不小成绩。比如刚刚庆祝20周年的香港科学园，在园区里工作岗位达到17000人，其中包括11000名研发人员。今年就有278间初创企业从科技园公司的培育计划毕业。

纵观整个香港，香港科创界的就业人数，也由2014年约3.5万人增加至2019年约4.5万人；初创企业数量，由2014年约1070家增加至2021年约3800家。

但这些显然还不够，比如中国政府在2018年开始明确表示支持香港建设国际创新科技中心，不过4年过去，虽说期间经历了社会事件和新冠疫情，但依然没有推出发展科创的中长期规划。

其实，科技领域也在面临全新变革，在中国被称为“中国制造2025”，在德国称为“工业4.0”，在美国称为“工业互联网”，称谓不同，但内涵相似，大致可理解为，发展以新技术及智能生产为基础，而不需要太多用地或劳动力的先进制造业。

香港维多利亚港夜景。

这可能是香港的机会，香港的优势是资金充沛、低税收、高端学府云集，劣势是劳动力成本高、用地成本高。“工业4.0”恰恰能扬长避短。

香港政府似乎也在行动，新政府上台伊始，“创新及科技局”正式更名为“创新科技及工业局”，突出“再工业化”。

在政府层面，香港或许可以放下身段，虚心学习一下合肥的经验。过去十年，中国经济成就最大的城市，当属合肥。2011年时，“一文不名”的合肥GDP只有3600多亿元，2021年则达到1.14万亿元，这意味着合肥10年经济增幅达到213%。

而且合肥的经济发展质量并不低，不仅有液晶面板巨头京东方，还有半导体企业长鑫和兆易创新，甚至在方兴未艾的新能源汽车领域也培育出蔚来等企业。

合肥的成功有多方面的原因，但是有一套逻辑还是有迹可循——聘请逾百位专家梳理适合当地条件的高新科技产业，然后每个高级官员都负责一条产业链，被称为“链长”，这条产业链上哪个环节合肥缺失，就去找企业，大的企业就给好的环境和条件拉来建厂，中小企业则以国资领先投资，助力其快速做大。

短短十年，合肥经济规模不仅翻了3倍有余，在中国创新型城市排名中，高居全国第九。

香港的政府运转效率在全球都数一数二，当然不会也没必要完全拷贝合肥的路径，但是这种“科学规划，主动作为，目标管理，加大投入”的理念则可以学习。

新任特首李家超矢志于改善吏治，政纲中则强调对官员的绩效考核，或许有助于推动科创。但新政府会不会推出中长期规划，乃至推出何种配套措施，更能让人们看清楚，未来五年，李家超究竟能否带香港走上发展科创的快速路？

如果把视角拉高到整个中国，这个国家正处在经济结构转型升级，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巨大转折之中，成则迈入发达国家行列，败则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一位港大经济学家向笔者形容，学界都在观察这场转变，因为它将决定中国经济的气质，有着"分水岭"的意义。这场变革中，若香港搞好科创，将集金融中心、贸易中心和科创中心为一身，在未来中国经济版图中，地位将空前重要。

如果把视角拉高到全球，中美对峙愈发严重，尤其在科技领域，各类禁运和限制层出不穷。对香港而言，这种局面危与机并存：危在于绑在中国的经济列车上，西方国家对中国的限制开始波及香港；机会在于，对于已是世界第二经济体的中国而言，不可避免地要与全球经济广泛联系，"超级联系人"香港可能比前十年更为重要，在科创领域也不例外。

如果把视角再次拉回香港，经过百余年蓬勃发展，经济降速，结构失衡，亟需寻找新的动能。恰如一艘大船，既有顺风之势，又有礁石之危，但渡过去就是一片新大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