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在华投资机遇挑战并存，专家建议谨慎观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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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正式宣布新冠疫情大流行结束，新冠死亡率逐步下降，多国已经放宽或取消入境限制之时，中国政府仍然执行严格的清零政策和出入境限制措施。中共本月中旬即将召开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各地所采取的疫情防控手段正在加码，“清零”、封控与维稳似乎是当局的首要任务。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表现不佳，失业率创下新高，“清零”政策已经给企业带来实际困难，一些大型外资企业仍然决定留在中国市场继续增加投资力度。分析人士建议外资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当前应持谨慎观望态度。

中国欧盟商会在九月发布的《欧盟企业在中国建议书2022/2023》中指出，过去四年来欧洲对华直接投资主要来自少数大型企业，其余企业持观望态度。该建议书认为，中国政府将政治任务置于优先于经济发展的地位。建议书呼吁中国政府为应对经济逆风和地缘政治紧张局势，重拾实干精神，回归改革道路。

对华经济依赖

咨询公司荣鼎集团在九月发布的报告也显示，在中国投资的欧洲公司以大型企业为主，自2018年以来，历年前十大投资者占来自欧洲在华外商直接投资比重超过70%，外商投资集中在少数行业，其中汽车及零配件行业占总投资额的31%，食品加工和销售占比14%，生物制药占10%，化工占9%。

报告还显示，德国是在华欧洲企业投资的最大来源国，2021年新增投资占比高达46%，德国、英国、法国及荷兰四个国家在华投资占欧洲国家在华投资额的89%，欧洲其他国家投资仅有11%。

瑞典国家中国问题研究中心在今年四月发布了欧洲与中国依赖关系研究报告的瑞典部分，该报告认为，对于瑞典创造就业和经济增长方面，中国是不可或缺的伙伴，瑞典政府认为除了中国以外，很难有其他备选方案，瑞典政府极少将对中国的依赖描述成一个问题，而是将其作为自由贸易产生的不可避免的结果。在一些关键领域方面，中国的经济影响力仍被视为对瑞典国家安全的威胁。

该中心分析师比约恩·卡佩林(Björn Cappelin)介绍说，欧洲大型公司对中国存在多种依赖，并且已成为一种趋势。“很多公司依赖中国市场，因为产生了很大一部分收入，这是一种依赖。还有公司依赖中国作为产品生产供应国，例如取得用于生产的组件或其他产品的供应品。”比约恩·卡佩林指出，“一些国家依赖中国进口货物，而一些国家依赖中国市场以确保自身经济增长。”

比约恩·卡佩林表示，外国公司在中国市场本地化是必要的选择，中国已经开始实施在数据传输和跨境交易方面的法律，因此外国公司必须适应这些环境，来自中国当局的合规要求越来越多，因此这些公司被迫采取本地化策略。此外，并非所有外国公司都将自己标榜为在中国的外国公司，他们可能会选择一个品牌，这样他们在中国市场更像是一家中国公司。

投资风险犹存

关注在华投资和营销的意大利威尼斯大学管理学院教授蒂齐亚诺·维斯科维(Tiziano Vescovi)说：“在中国东部的苏州和上海，有很多意大利公司，甚至包括很多中小企业，他们在中国已经有很多年了，现在运转情况良好，中小型企业可以在中国寻找到利基市场，但这需要更好了解中国文化。但是对于新公司，我建议意大利公司现在谨慎投资中国。10到15年前，我非常热心建议意大利公司投资中国，现在这个时候当然更加困难。”

比约恩·卡佩林介绍说，外资公司为满足监管要求选择本地化策略，这些公司会在中国形成一个独立的价值链，包括各种配件以及针对中国市场的研发活动，然而这个价值链与公司在其他国家的价值链不一样，不是所有公司都由能力做到这一点，对大型企业来说更简单。

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说，2000年的时候，人们对于中国有巨大的期待和浓厚的兴趣，现在中国很多机会关上了大门，很多公司说中国不像20年前开放，但是每个国家都会选择支持他们自己的公司，这是他们的发展故事。然而在本地企业和外资企业寻求平衡非常困难，外资企业会带来创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

在中国经济下行压力增大，外资企业面临地缘政治冲突的背景下，外资企业对中国投资信心有所减退。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经济增长仅为0.4%，居民更倾向于增加储蓄，降低生活开支。商界期待中国政府在中共二十大结束后对新冠疫情防控措施有所放松，尽管分析人士倾向于认为中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困难是新冠大流行造成的暂时问题，然而这也是企业及投资者所面临最紧迫的压力。中国当局严厉的防疫措施已经引发了企业的不满，一些地区甚至出现了抗议活动，从中国官方目前表态来看，解除封控措施似乎遥遥无期。

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表示，中国政府的“清零”和封控措施难以预测，令很多外国公司，特别是外国中小企业感到有些害怕，他建议外国投资者保持观望态度。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认为，目前中国防疫政策和形势仍然不够明朗，一切要等到中共党代会结束后再看中国政府的态度，或许需要半年到一年的时间，中国将会有重启的一天，中国市场依然存在，但现在投资只会亏损，大公司可以选择投资然后等待，因为他们希望留在中国市场。

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说，大型企业可以在中国建设工厂，但中小企业没有足够的资源进入中国市场，市场和市场规则对于小公司而言非常严格，另一个原因是缺乏对中国文化的了解。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表示，很多企业进入中国市场缺乏分销渠道，他介绍说，“2010年以后在中国有很多意大利投资，因为中国市场是不可忽视的，然而最近三四年情况变得愈发困难。”

比约恩·卡佩林表示：“公司知道做这些(投资)显然存在固有风险，但是他们相信这些风险可以通过博弈取得平衡，中国仍然是有吸引力的市场”。他指出，对一些公司再说，冒一些风险进入中国市场是值得的，不过中国的一些政策更紧密的渗入经济，因此公司有必要知道中国越来越政治化，法律条文经常变动，这些因素需要做好准备。

中国欧盟商会的建议书认为，中国政府对国有企业的支持及商业政治化等问题降低了对中国投资的吸引力，未来发展将难以预测。中国欧盟商会主席伍德克表示：“欧洲企业仍愿为中国经济发展作贡献，但由于中国国门紧闭，欧洲企业难以预测日益复杂的政治、经济和声誉风险，暂无计划增加投资。”

比约恩·卡佩林认为，中国目前的环境愈发复杂对于很多公司来说充满挑战性，没有进入中国市场的公司会更加犹豫，一些公司可能选择撤退。同时比约恩·卡佩林表示，“我认为值得注意的是，过去两年来，有关疫情方面有很多限制。我认为对于公司来讲，进入中国的门槛抬得非常高，很多中小型企业选择推迟进入中国市场”。比约恩·卡佩林提到，中国瑞典商会的调查显示，仅有2%的公司考虑离开中国市场。

评估与中国脱钩

欧洲与中国目前有密切的经济往来，德国新政府上台以来对中国采取的较为强硬的姿态。德国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表示，中国是一个受欢迎的贸易伙伴，但德国不能允许北京的保护主义来扭曲竞争，也不会因失去生意的威胁而拒绝批评侵犯人权的行为。

哈贝克在采访中说，“我们不能让自己被敲诈”。一些政府机构和研究机构已经开始评估与中国脱钩的风险。

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表示，俄罗斯曾经被视为是一个正常、稳定的国家，欧洲从俄罗斯大量购买石油天然气，现在欧洲需要扩展供应商降低风险，对于“一带一路”倡议也是一样的。蒂齐亚诺·维斯科维说，“如果我们不了解中国怎样看待欧洲的发展和与欧洲的联系，我们能够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稳定，与中国建立强有力的联系，他们和美国有争端，和俄罗斯有密切联系，总体上对欧洲不是很好。”

中国在全球新冠大流行的背景下提出了“双循环”经济政策，试图拉动消费促进“内循环”。比约恩·卡佩林表示，中国的政策意味着给予国内企业优先地位，这和中国聚焦自给自足的政策走向一致，长期来看会对外资企业产生影响。比约恩·卡佩林还提到，中国经济已经与世界经济深度融合，出口是拉动中国经济的重要因素，中国与世界不会在一夜之间脱钩。

尽管欧洲企业面临实际困难，诸如贸易保护主义、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但企业管理层避免在公开场合谈论中国政治，以避免触怒中国政府进而损害在华业务。由菲亚特克莱斯勒与法国标致雪铁龙合并而成的斯特兰蒂斯集团总经理卡洛斯·塔瓦雷斯(Carlos Tavares)在7月罕见发声，指出中国商业环境已明显政治化。

卡洛斯·塔瓦雷斯认为，西方与中国的紧张局势将会加剧，而中国政府会让中国企业出于领先地位，这将使在中国拥有庞大工厂的外国企业蒙受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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